独自养育子女的谬见

我们是如何沦落到这完全不堪一击的地步的？为什么每个父母都需要独自站在黑暗的岸边？我梦中的危险激流和脆弱木船好似现实生活里的艰难一样无处不在，每个父母都不堪重负，摇摇欲坠。不知何故，社会抉择的离心力并未把孩子和父母摆在中心，而是把他们甩在头等大事之外。

这是历史和传统的缘故。在美国，蓄意的政治决定、疏忽之罪及其导致的意外后果都是罪魁祸首，但贯穿一个社会所做抉择的，始终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这个谬见。这个意识的根源能追溯到美国建国、殖民定居者和独立的西方先驱者的时期，因为当时别无选择，所以他们必须坚强独立，自己走自己的路。尽管时代已不同了，但我们一直在赞扬他们的这种精神。独立作为一种美德是因为个人主义才得以延续下来，人们认为期待社会能帮忙是在示弱、承认失败。而且，我们决定如何养家以及养育子女，其中的尊严和个人主义意识息息相关，所以人们认为社会的支持不利于自由自主权。至少时代是这样演变的。

这种思维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父母“选择”的概念，这一概念神圣不可侵犯，是所有父母权威的来源，而其他任何一切都是非美国式的。其结果就是让父母信服，他们能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独自承担幼儿保育、发展和教育的重大责任。事实上，他们应该愿意这么做，而且应该把这看成是他们可以不受干涉、享有家庭生活决定自由权的体现。

我们作为父母（特别是母亲）内部消化了这个鼓吹的概念。大多数父母心怀愧疚，小心翼翼地试着、挣扎着在这些重大责任中找到平衡，但永远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无法实现梦想中他们应该实现的理想。我们频繁讨论“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但事实上这个平衡没几个人能实现，每个父母（通常还是母亲）迫于这句话的压力，被指望要处理好通常无法处理的事情。研究各国女性工作和育儿生活的社会学家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为了反驳这一点，发出了“工作家庭正义”的号召，旨在提醒人们，解决方案应来自社会和我们自己。柯林斯的《职场妈妈生存报告》（Making Motherhood Work）一书比较了美国、瑞典、德国和意大利的女性在不同的国家政策支持下，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问题。她写道：“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体系来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在这个体系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和能力充分参与有偿工作和家庭看护。”23

在许多其他国家，人们日益把支持家庭和养育子女看作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就此推出投资一揽子计划，旨在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增加父母和儿童福祉。当然，具体规定因国家而异。许多欧洲国家几乎普及了保育服务，但在亚洲部分地区，许多外来工仍须将孩子留在老家，自己去离家很远的工厂和农场打工，有的甚至要去国外打工。几乎所有国家都还有改进的空间，而且人们对需要改变的地方也有了新的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市场宣传负责人本杰明·珀克斯（Benjamin Perks）告诉我说：“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社会都意识到，早教投资对个人的终身身心健康大有益处，也有益于社会的繁荣富裕。”为了将善意付诸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了一项全球运动，呼吁企业和政府规定父母双方合计至少有6个月的带薪休假，来支持母乳喂养和优质的保育服务，同时让父母都有收入，可以享受福利陪伴孩子，在孩子早年成长的关键时期照顾他们，并能支付得起所需的资源和服务。24

然而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接受了现状。也许是我们作为父母的挫败感让我们无脸向社会寻求更多的帮助，我们坚信自己可以独自养育子女，对寻求援助感到内疚。我的医生同事、病人、朋友和通过TMW遇到的家庭是这样，左右翼政党、穷人和富人也是这样，每个人都一样。

事实上，父母的选择权和个人主义就是一个谬论。这个谬论对那些想推卸责任、不提供支援的人来说相当方便，但对于那些相信这个谬论而因此受苦的人来说就大相径庭了。育儿中的“个人主义”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幻想，而“选择”几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这个词暗指父母还有选择的余地。实际上，大多数父母的选择很少，所以说，能选择的东西本就不多，那我们怎么还能称之为“选择自由”呢？没有支持，就没有真正的选择。你知道吗，除了疫情期间，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人真正独自养育子女。“养育子女需要一个村庄的共同努力”，这句谚语能引起共鸣就是因为养育子女的确如此。在毫无帮助或任何社区支持的情况下照料孩子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父母养育子女这件事，一直有祖父母、阿姨和叔叔、哥哥姐姐、邻居、朋友还有其他父母在一旁支持，甚至美国的建国先驱都要围着马车打圈以保证彼此的安全。我们一直以来共同奋斗，为彼此提供建议，在情感上互相扶持，帮忙照顾彼此的小孩。尽管这些个人的帮助难能可贵，但这些援助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支援系统很好，但公共资助和全社会的支持体系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社会为父母提供更多的支持，我们也应该期待社会能提供更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