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一目了然的时刻

2020年3月，因为新冠疫情，世界大部分地区闭门封国，而这时我已经在思考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在我就职的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应对疫情。每天我都需要对病人进行筛查，接访许多受惊的病患，和他们交谈并留意他们的症状，建议他们是否需要去医院，一筛就是好几个小时。当作为耳鼻喉外科医生值班时，我工作检查的口鼻区是人体传播病毒风险最高的区域。（第一个死于新冠疫情的医生和我一样是一个耳鼻喉科医生。16）有一天我过得很糟糕，我需治疗一名40岁左右的男患者，他无法自主呼吸，所以需要做气管切开术。通常这个常规手术可以为病人提供外科气道，但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个常规手术变成了高风险手术，我需要两名住院医师来协助我。因为新冠疫情让我们很焦虑，还要应对额外工作程序，所以从医疗方面来说，这个手术比平时要难得多，但从人性方面讲，却让人无比痛心。当我的目光落在这个男病患消瘦的身体上时，只有丝丝迹象能表明几周前他还是一个强壮的建筑工人。我知道他的母亲已死于新冠疫情，他的妻子也病了，住在另一个病房。我不禁纳闷儿是谁在照顾他们年幼的孩子，而这个家庭已因为这可怕的疾病变得支离破碎，谁知道接下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疫情持续一个多月之后，在4月21日那天，我收到了纳尔逊的短信，他是我手术室精英团队的3个成员之一。

“请为加里·罗杰斯祈祷。他今天插管了。”

我震惊得几乎无法呼吸。因为疫情，择期手术无法进行，所以我们已经几周没见面了。但是没想到高大强壮的加里也病了。他机智敏捷，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多年来一直是我生活中温暖、稳定、非常能干的一部分。从2005年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科莫儿童医院成立以来，加里和纳尔逊就在这里当手术室护士。加里需要打两份工来帮女儿支付她的大学学费，在打第二份工，即照顾透析患者时，他感染了新冠病毒。作为一名58岁的黑人，他隶属的群体似乎更容易患严重疾病。在疫情的这个节骨眼上，医生们都还在争分夺秒地学习如何治疗这种病，一旦有人需要接呼吸机，预后就不容乐观。我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我担心加里会死。

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一个多月、靠呼吸机维持两周后，加里患上了全身性肌肉萎缩和心肌病的后遗症，他不得不在康复中心待上几周，等变强壮之后才可以回家，重返工作岗位。6月底，我们终于在第四手术室重聚，准备疫情开始以来的第一台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当在手术室见到加里、纳尔逊和罗宾（他染上了新冠病毒，但症状轻微）时，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有一段时间，我欣然地认为至少儿童对新冠病毒较有免疫力，没想到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有些小孩病了（尤其是在德尔塔变种病毒袭来之后），许多小孩失去了父母和亲人，而几乎所有小孩都深受无法上学之苦。在我撰写这本书时，疫情对儿童的影响仍在继续。但就在人们遭受疫情带来的创伤和艰难痛楚时，一线希望出现了。报告称人们为应对疫情承受了巨大压力，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正是因为这些压力，许多家庭相处的时间反而更长了。我家就是这样的。我的两个小孩一个在上高中，一个在上大学，他们现在整天在家，我们在疫情期间的家庭聚餐比过去几年都要多。即使对失业家庭来说，应对疫情的社会保障网络系统也能帮助他们获得缓冲，让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2020年3月，美国国会颁布了第一项救济法案，这项2.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CARES Act）弥补了许多美国工人的收入损失，没有失业保险的工人也得到了补助。随后国会又出台了其他几项救济法案，其中包括直接向家庭支付补助金和增加儿童税收抵免。一份报告称，在第一轮疫情补助金受助者中，与没有获得补助金的人相比，许多获得补助金的人表示他们的亲子互动更为积极乐观。17但问题是，正因为全世界按了停止键，父母才能够陪伴孩子，和他们的孩子说说话，开发他们幼小的脑细胞。然而这并不是现实生活。有时，家人之间的谈话要以失去收入和财务安全为代价。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最终，大多数远程工作的父母还是得回办公室工作，哪怕只是兼职工作，而失业的父母也会找到新工作，他们必须这么做。那时，家人相处的时间和亲子互动又会变得怎样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私人家庭生活和经济生活是掺杂交织在一起的。如果孩子没有地方可以安全度日，父母就无法工作。在疫情期间，美国的各个学校关闭，而本已不足的保育系统几乎瓦解。2020年4月就有三分之二的保育所关闭，到了2021年4月，其中三分之一仍然如此。18甚至美联储也开始担心保育行业可能如同凳子的断腿，会让美国经济无法回归正轨。19

大多数国家的父母都得孤军奋战，他们不仅仅要管好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当老师、教练，又要当心理治疗师、野营辅导员，这些让他们焦虑且疲惫不堪。大部分国家的父母大半年里每天都是如此，在一些地方，这个时间甚至更长。有一位意大利妈妈吐槽在家上学的种种困难的视频在网上疯传。“我要崩溃了！”她喊道。在没有失业的人中，几百万人选择了辞职（大部分为母亲）或减少工作时间（同样主要为母亲）。20这并不是长久之计。疫情好似一场剧烈的地震，余震挥之不去，揭开我们所谓支持父母和孩子的基础设施有多颤颤巍巍。

新冠疫情让我看清一些事情。长达几个月的社交距离和困难处境，疫情的影响也反反复复，我从中意识到极端情况其实可使人清醒。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明白什么是有效的、弱点在哪里、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正如你不能暂停手上正在进行的工作一样，孩子的大脑发育也没法停止。这场疫情给人们敲响了一个警钟，让他们意识到没有人本应独自一人抚养孩子。好比第四手术室中最糟糕的情况，仿佛没了电、氧气、灯光，也没了我的优秀团队。（加里就差点儿离我而去！）

这场疫情也让我们看清，美国目前对待儿童和家庭的方式既短视又昂贵。仔细看的话，疫情前就有大量证据能证明这点。据估计，不投资幼教将使美国损失数十亿美元。而孩子、父母、社会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计算出，如果投资支持新生儿到5岁儿童的幼教项目（即便这些项目从短期来看比较昂贵），但其对社会的年回报率达13%，因为受益儿童成人后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也更健康，社会经济状况也会因此更好。21从另外一方面说，如果不投资的话，社会最终将赔钱，因为如果没有强健的幼教发展做保护和垫衬，社会终将在医保、矫正教育和刑事司法体系等方面耗资更多。简而言之，如果我们不从孩子出生的早期就对他们进行投资，我们和他们都不仅不能获得投资的回报，还都会为我们的失败付出惨重代价。想想这个：ReadyNation机构发表了一份被多方引用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每年在保育方面的总成本为570亿美元，而雇主的直接成本为127亿美元。该报告估计，如果美国女性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与有政府保育补贴的挪威差不多的话，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增加1.6万亿美元。22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人照顾孩子，父母就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