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3000万词汇

我之所以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是因为我希望改变失聪孩子的命运。通过植入人工耳蜗，孩子们听到了声音、获得了听力、学会了说话。我要帮助他们扫清通往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相信他们重获新“声”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流利的手语者可以通过手语给失聪儿童提供一个丰富的早期语言环境，我前面提到的8个月大的男婴现在已经可以流利使用美国手语和英国手语了。但现实是，超过90%的失聪儿童的父母不会使用手语。在入行初期，我就留意到了患儿术后康复效果的巨大差异：有的孩子康复得特别好，有的则完全不然；有的孩子学会了说话，有的却没有。原来，听觉并不能完全帮助孩子释放全能和开发智力。患儿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一发现让我无法接受，更不能置之不理，但我并不明白这些差距从何而来。为了早日找到造成差异的根源和解决方案，我决定在工作之余开启一段社会科学的探索之旅。

最初，我受到了一项开创性研究的启发，该研究发现：儿童早期接触到的词汇数量存在显著的差异。2尽管并非总是如此，但这种差异与家庭社会经济水平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来自富裕家庭的儿童会接触到更多的词汇量，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接触到的词汇量则较少，因为这些低收入家庭常常几代人都没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据研究人员统计，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在4周岁前就已经产生了高达约3000万的词汇学习差异。虽然这项研究针对的是健听儿童，但同样也诠释了我在患儿们身上观察到的情况。为了能让患儿充分受益于新植入的人工耳蜗，我们要求他们每天必须接触一定数量的词语来锻炼听力，因为儿童所听词语的数量和质量会对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比如，长期刺激处理语法和语义的脑区对儿童语言能力和后期阅读能力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如果刺激负责处理情感和理智的脑区，未来儿童在情绪和行为的调节方面则会表现得更好。总之，孩子早年听到的词汇量越多，脑回路的构建就越稳固。3

我的病人中有的有类似的语言经历，有的则没有。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我意识到失聪患儿的语言康复效果千差万别，其实大体也映射了整个人群，这样的现象是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成绩有差距的基础。儿童早期接触词汇量的多少直接影响他们长大后取得成就的大小，而这种差距常常导致了贫富儿童之间的差距。4

这项研究之所以鼓舞人心，是因为它基于父母是孩子第一个大脑塑造者的理念，也就是说，通过语言的力量，每个父母都有能力构建孩子的脑回路。因此，我们必须确保父母能为孩子提供有效的资源来达到这个目的。这项研究也强调了在3岁前为孩子积极塑造大脑的紧迫性。尽管早期研究尚不完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局限性会逐渐显现，但如今我把它视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5这项研究帮助我和我的同事找到了失聪患儿之间存在潜在差异的答案，这是个非常好的开头，也是我说服自己在工作之余投入转化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好理由。

2010年，我发起了“3000万词汇倡议”，即现在的TMW早教中心和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我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所有儿童的健康发展，让每个儿童有能力发挥他们的智力和情感潜能。6脑科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的研究设计和所做的一切都基于一个事实：看护人和婴幼儿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会为孩子大脑的发育打下根基。为此，我和我的团队制定了循证的亲子策略，向父母展示与婴幼儿交流的重要性。这些策略后来发展成为TMW的主题：共情关注（Tune in）、充分交流（Talk more）、轮流谈话（Take turns），也就是我们熟知的“3T”原则。父母和儿童间充分的对话有助于孩子释放潜能，可见父母或其他慈爱的看护者在孩子成长的早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论受教育程度、财富水平或者工作水准如何，所有成年人都能够掌握最佳构建孩子大脑的重要技能。

这个理念广受好评，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好似我们一直苦苦寻觅的“灵丹妙药”，用简单直接的方法解决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一切使我后来的华盛顿特区之行成为可能，2013年我在那里举办了第一届“缩小词汇差距”研讨会。不久之后的2015年，我撰写了《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Thirty Million Words：Building a Child’s Brain），该书向读者揭示了早期语言接触对孩子大脑发育的积极作用。在对话和互动中接触较多词汇量的孩子与词汇量较小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大脑会塑造得更优秀。这本书风靡全球，家喻户晓。尽管读者的文化水平、词汇水平或社会经济地位各不相同，但他们几乎都对“语言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大脑”这一说法有着本能的理解。

然而，随着科研工作的推进，困难接踵而至。或者这么说吧，我越发意识到之前的想法太过天真，这可能要归因于我自己的生活环境太舒适了。我原本认为，只要家长相信我们的理念并且诉诸行动（当然，我现在对这关键的一点仍深信不疑），最终就一定能实现目标。我们要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正如我在《父母的语言》中所写：“全世界的父母都明白，我们对幼儿所说的每一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字，而是塑造他们大脑的基石，它关系着孩子未来能否成为一个心态平和、善解人意、聪明智慧的人。”7为此，我们按照科学黄金标准，进行了多组随机对照试验来判断早期语言项目的有效性。测试结果表明：我们的方法行之有效，且有充分可靠的科学依据。我们在TMW推广的项目能持续改善儿童的生活质量。8

不止于此，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我们陆续从芝加哥和其他城市招募到数个家庭，其中大多数为低收入家庭。从孩子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开始，项目团队便开始对他们的校园生活和家庭生活进行追踪研究。逐渐，我对这些家庭有了更近距离的了解。父母们对项目的热情很让我激动不已，他们兴致盎然地接受并践行着3T原则：共情关注孩子在做什么、和孩子聊日常话题时使用大量的描述性词语充分交流、与孩子轮流谈话并鼓励孩子参与到谈话中来。我和他们的期待一样：帮助孩子实现一个最美好的人生开局。但问题是，3T原则只能帮父母这么多，现实的残酷一而再，再而三地阻碍着父母们的计划。

先是兰迪，他发现和儿子谈论他挚爱的棒球（只谈芝加哥小熊队，从来不谈芝加哥白袜队）居然能帮儿子学习数学，这一发现令他激动不已。但兰迪需要打两份工，通常情况下，每天只有不到30分钟的时间陪伴孩子们。然后是萨布丽娜，为照顾生病的丈夫，她放弃了高薪工作，最终她的家庭在流浪汉收容所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在压力大且嘈杂的环境下，她抚养着两个孩子，最小的还是个婴儿。最让人痛心的是迈克尔和科约纳，他们的儿子迈克恩在生命的头五年错过了一切父亲所能教他的东西，因为父亲迈克尔当时在坐牢。尽管迈克尔并没犯罪，却要在狱中等待审判，他并没有上诉或服刑，只是静静等着他的案子宣判。

养育子女不能在真空的环境下进行，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皆是如此。我们的研究也不能在真空的环境下开展。虽然上述父母的处境各不相同，但我目光所及之处，无不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实实在在的困难。TMW的项目能够实现与父母分享有助于塑造孩子大脑的知识和策略，却无法实质性地改变他们的境遇。一个家庭的处境才是更大的现实——工作限制、经济压力、心理健康以及遭遇的不公与厄运，这些与促进儿童大脑健康发育的3T原则同样重要。这样的现实要么支持父母们利用3T原则与孩子们充分对话，帮助他们塑造大脑，要么限制他们使用3T原则，就与花园里那些遏制花朵生长的杂草无异。对这样处境下的父母而言，养育子女更为艰辛，然而我们的社会却未曾提供任何的支持和帮助。每每看到这些，我就知道自己要学的还很多，我希望我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