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虚的这道文书，在众多官僚的认知中，他们其实早有准备。
尽管衙门中的官僚，有些人确实是旗人，那也没办法，官场的规矩，吃谁的粮，给谁办事。
于世韬被康有为堵家里，一时半会是出不来了，现在说话管用的还是张太虚，他要求剪辫子，那就是摆明了想挑刺。
但剪辫子这个问题实在不算什么大事，辫子虽然好，可是官位更重要，在大乾为官，自然要留辫子。
可要是为大明效力，那就不能再留。
那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在太监国，要求断子绝孙才能当官，那其实对于官僚来讲也不是问题，只要给的利益足够，区区子孙根算的了什么。
所以在得知这一命令后，整个府衙中七十多人，只有少数三五人，在剪了辫子后痛哭一阵，说了两句对不起祖宗的话。
剩下的人其实根本不怎么伤心，但也不好意思说同僚矫情，只是一味宽慰道：
“看开些，看开些，只要这天下还是大乾的，咱们的辫子还能回来。”
“你说的……住口！我黄建轩岂是那种不知感恩的小人！你包藏祸心套我的话！其心可诛！”
那剪了辫子的人顿时察觉到了不对劲，在官场上摸爬打滚多年的斗争经验让他猛然警醒，眼神中藏着一丝愤怒。
那人也没有不好意思，只是往旁边一竖装作无辜的样子，指着他说：“你看看，这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好心好意宽慰他，他反咬一口，真是冤枉死我了。”
旁边的人立刻打圆场，说：“既然上头下了令，咱们可不要窝里斗啊。
该发财的发财，该办事的办事，事情办好了，上头心情就好。事要是办砸了，后果如何，我想诸位心里都清楚。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此言一出，众人连忙点头，这是官场旧例，一个政策发布，不从里面捞点油水，谁会费心思给你做事。
上头给的是上头给的，下头孝敬的是下头的事，公是公私是私，公私要分明，里里外外都要兼顾。
众人忙活起来，由治安处的十几名班头带着三十衙役，手持剪刀在大街上，搜寻那些脑后有辫子的人。
至于文书，那怎么可能让老百姓看到呢？再说了老百姓也不识字，看了又有什么用。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万一有识字的而且不识好歹的人，见了文书看到上面没提收钱的事。
把他们违规收钱这事捅上去了，那张太虚的做事风格他们也是见识过的。
想当初刚进城，查黄赌毒的时候，几百条人命说杀就杀说砍就砍，有些还是他们曾经的同僚。
那可真是一点情面不留，多少富户求情送礼给于世韬，那是头一回花钱也救不了自己的命。
现在也是如此，只要有人把收钱的事捅上去，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不说砍头，起码也要下矿干几个月。
这事他们心知肚明，所以收钱就更要明着来了，在街上强制居民剪辫子是一回事，去大户家里要钱是另一回事。
两件事分开办，又要同步进行，这就是所谓的行政效率。
所以在衙役们强制街上的男人剪辫子的时候，管理财库粮库的税收人员也敲开了商户的大门。
管理户籍的法院也开始手写证件，用它来挣钱。
可以说衙门中的官僚上下同心，为的就是挣点外快。
这个外快怎么挣呢？
这里面可大有门道，归结起来就是“吃拿卡要”四个字，“吃拿”是一回事，“卡要”是另一回事。
所谓“吃”，就是吃大户，让有钱人家破费；“拿”，就是拿点好处。
再说卡要，“卡”就是卡住关键证明，“要”，其实不是主动去要，而是等着别人送钱，关键在卡不在要，如果卡不住那就不是要了，而是抢。
这四步听着简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能做到这四点的无一不是官僚中的佼佼者。
先说吃拿，吃拿是对大户的，大户人家经得起吃，别说两块大洋的工本费，就是十块，二十块，二百块又算的了什么。
就是拿，又拿能拿多少好处？比起攀上关系挣的钱，又算的了什么？
所以你不吃不拿，反而证明他们有了危险，那可就不是两块钱能解决的事了。
再说卡要，关键在这个卡上，剪辫子只是一个名头，剪辫子给一个证明的那个本本，才是卡的要义。
如果穷人实在是穷，不交行不行，自己把辫子剪了行不行？
那就要看穷人犯不犯到官僚手里了。
现在你没事，等到了婚丧嫁娶的时候，那可是要这个户籍证明的，到那时问你要证你有没有？
这可就是卡的奥义了，别以为官僚都是单打独斗，他从老百姓手里收的任何一分钱，都是共同利益。
他不收得罪的是全体同僚，那对不起了，最后这个要就是对这些穷人准备的了。
你没钱他不找你要，因为要了也没有。
等你富起来了，要结婚生子了，那时再“要”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
你得求着他，说好话，陪着笑脸，也未必能把事办了，最终往往需要花上一笔不少的钱，托关系走后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套东西，不是一个剪辫子那么简单的事，它最终是衙门的一种对于人的掌控方式。
所以官僚们，对于富户，有钱人，地主，各行各业的头，那是要讲明白利弊，才能从中获利，在吃拿中就把事办了。
而对于没钱的穷人，官僚们则会适当少收点钱，但即便少收，也还是要收，这就证明官僚们不敢得罪大多数本地人，把事闹大了他们也落不到好。
不收钱就证明自己心里有愧，就证明自己这个钱的来路经不起查，所以不光要收，还要收的光明正大，收的脸不红心不跳，要收的正大光明。
张太虚对于这些情况他是知道的，但是你换了这批人，又能怎么样，现在不是管的时候，等有了接班的人，挨个让他们后悔。
在经历一番波折后官僚们个个挣的是盆满钵满，齐齐哈尔也衍生了一项新业务缝帽子，把头发缝到帽子上。
整个齐齐哈尔城只有五十几人没有剪辫子，这些人是旗人，简而言之人家是贵族。
由于这家人身份实在特殊，官僚们听闻此事，知道这种事不是他们能插手的。
尤其是涉及到了大乾的问题，万一再来个逞口舌之快的，再惹得张太虚发火，必然危及自己的政治前途。
这件事最好让于世韬出面，因为于世韬本身就是镶黄旗，还是齐齐哈尔名义上的一号人物，只有他才能在两方回旋，也只有他才能在张太虚那里争夺一些权力出来。
可于世韬也是官僚，他会为了自己的前途去得罪张太虚吗？
得罪张太虚，这种想法对于老百姓而言，显然是高大的，而且是那种英雄人物才会做出来的事。
可是别忘了于世韬不是老百姓，他是个官僚，而且是个被架空的官僚。
他现在非常想回到自己的立法院，那种滋味高高在上，一言既出挥斥方遒，他怎么会去找张太虚呢？躲还来不及。
权力，是一种足以改变人的思想的东西，一旦沾上了，哪怕只有一天，也会想念一辈子。
显然于世韬不愿意放弃他的权力，怎么办呢？
官僚们商量了一下，那就只好让张太虚来处置了，反正这个锅绝对要推出去。
报告这个事的人名叫夏穗，他是满人汉八旗。
他心里怀着对那些不愿意剪辫子的人的同情，敲响了立法院的大门，但他不愿意为那些人说两句好话，一朝天子一朝臣，为他们说好话，死的肯定是自己。
他已经知道了城外有两千军队驻扎，看样子是准备动兵。
看样子这些人是免不了一死了，他的声音平淡，语气尽量的普通，就是怕引起了张太虚的注意力。
“下官夏穗，治安处的总长，给您请安了。”
“进。”
“谢陛下恩典，让小人得以面见天颜，城中居民闻听陛下之圣旨，皆愿剪辫。
只是有一索伦部多隆武的后人杜拉尔氏及其家眷，实在固执，不习汉语，不书汉文，亦不通王化，故不愿剪辫子，请陛下发落。”
张太虚听着听着，他着实觉得这个人可恶。
为什么呢，你要是个纯旗人我杀了也就杀了，你要是个汉族我杀了也就杀了，偏偏是个索伦人。
索伦人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架构，他也有别的族群加入进来。
周边十二大部，多半是异族人口，鄂温克，达擀尔，鄂伦春，你贸然杀了一个有名声的代表人物，不利于诏安这些部族。
于是他都没抬，淡淡的说：“你是说八旗都剪了，他一个抬旗的反而不剪？帮我通知一下驻扎南门的部队，入城维持秩序，去吧。”
“是。”夏穗出门觉得一阵轻松，总之这个得罪人的活没落在自己脑袋上。
不禁对张太虚多了一丝好感，起码脏活累活，不为难下属去办，就这点就比于世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