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镜屑
梅雨季节的武康路总像浸在米汤里，灰绿色的水汽顺着老洋房的红砖墙往下淌，把墙根的青苔泡得发涨。林砚的工作室在一栋1930年代的老公寓里，三楼，窗外是棵半枯的悬铃木，枝桠斜斜地刮着玻璃，像有人用钝指甲在上面划——这声音从她记事起就有，外婆说这是“房子在数自己的年轮”，父亲则用德语纠正：“是风在练习吴语的卷舌音。”
此刻林砚正跪在工作台上，指尖捏着一根竹制挑针，对着台灯下的古籍呼气。纸页是民国年间的线装本，《吴郡岁时记》，某一页被虫蛀出了铜钱大的洞，边缘卷得像烧焦的蝴蝶翅膀。她得用极薄的桑皮纸补上去，浆糊是自己调的，糯米汤掺了点明矾，黏稠度要刚好能粘住纸，又不能在干了之后留下发亮的印子。
“林小姐，这页讲的是立夏秤人吧？”客户是个戴圆框眼镜的老先生，站在工作台侧面，声音轻得像怕吹跑纸灰，“我小时候在苏州，祖母总说‘秤花一打二十三，小囡长大会出山’。”
林砚点头，右手的挑针稳住了，左手却在桌下蜷了蜷。她听懂了“秤人”，也知道那句吴语童谣——外婆教过她，可舌尖卷到一半就卡住，像被什么东西堵住。最后只能用普通话答：“是的，补好之后不影响字迹，您放心。”
老先生走后，她对着那页补好的书发了会儿呆。桑皮纸的白比原纸浅了半度，像块没长好的疤。她总这样，补不好完美的疤。上周修复一本德国新艺术运动时期的版画集，客户指着她用中式糨糊补的内页皱眉：“太‘湿’了，林小姐，德国的纸要‘呼吸’。”她当时想说“中国的纸会‘喝水’”，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德语的“抱歉”，发音标准得像父亲教的磁带，却让喉咙发紧。
手机在桌角震动，是外婆的视频电话。屏幕里的老太太坐在养老院的藤椅上，鬓角的白发被午后的阳光照得透明，手里捏着块玉佩，是外曾祖母传下来的，青白色，上面刻着半个缠枝莲——另一半据说跟着外曾祖父留在了德国。
“阿砚，今天出梅了？”外婆的吴语带着苏州腔，软得像棉花糖，“我早上听见喜鹊叫，是不是有好事？”
“还在下雨呢，外婆。”林砚把手机支在台灯旁，镜头能照到她的侧脸，“您那块玉别总捏着，会沁出油汗的。”
“油汗才好，养玉呢。”外婆翻了个身，玉佩在镜头里晃了晃，“对了，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旧货市场，去了吗？听说最近拆房子，挖出些老物件。”
林砚“嗯”了一声。外婆从上个月起就念叨这事，说她做修复的，该去“捡点光阴”。其实是老太太自己想去，又怕养老院的护工说她腿脚不利索。林砚原本想这周末带她去，可昨晚整理父亲的遗物，翻到一本他的日记，1998年的，某一页用德语写着：“武康路的雨和柏林的不一样，它会钻进骨头缝，把记忆泡成浆糊。”她突然就没了力气。
挂了电话，窗外的雨下得更密了。悬铃木的叶子被打湿，绿得发黑，贴在玻璃上像片溃烂的疮。林砚起身去关窗，手指刚碰到窗棂，指尖突然一阵发麻——不是静电，是种熟悉的、带着凉意的刺痛，像有根细针顺着指腹扎进血管。
这种感觉她从小就有。第一次是五岁，在父亲的书房里碰了他的德国银怀表，突然看见一片雪，有人用德语喊“Lina”，声音像被冻住的玻璃。父亲说她“想象力太丰富”，外婆却偷偷塞给她一张黄纸符，让她贴在床头：“有些东西，记不住比记住好。”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指腹上沾着点糯米浆糊，半干的，像层透明的痂。也许是太累了。她转身想去泡杯茶，目光扫过工作台时，停住了。
那里多了个东西。
一个梳妆台的镜子，巴掌大，黄铜边框锈得发绿，镜面裂成了蛛网似的碎片，却被人用什么东西小心地粘在一起，缝隙里隐约能看见米白色的痕迹。她明明记得早上打扫过工作台，除了那本《吴郡岁时记》，什么都没有。
林砚走过去，指尖悬在镜面上方两厘米处。刺痛感又来了，比刚才更清晰，像有无数细小的冰碴在皮肤下游动。她吸了口气，轻轻碰了一下。
“哗啦——”
不是真的声音，是脑子里炸开的响动。眼前突然暗了，雨丝变成了金线，缠在悬铃木的枝桠上。她看见一个女人的背影，穿月白色的旗袍，领口绣着极小的玉兰花，正对着一面镜子梳头。镜子是嵌在梳妆台里的，比她手里这个大得多，黄铜边框擦得锃亮。女人的头发很长，黑得像墨，梳到一半停住了，从镜子里看她的脸——是张年轻的脸，眉眼像外婆，却比外婆多了点硬朗的线条，嘴角抿着，像在忍什么。
“Friedrich，”女人开口了，说的是德语，口音有点软，带着吴语的调子，“你说，用胭脂还是水粉？”
镜子里映出另一个人，站在女人身后，穿深色西装，袖口露出点金表链。他伸手替女人把碎发别到耳后，指尖碰到她的耳垂时，女人瑟缩了一下。“用你上次在霞飞路买的那种，”男人的德语很标准，却在尾音处带了个奇怪的拐弯，“像苏州的桃花。”
女人笑了，从镜子里看他：“你见过苏州的桃花？”
“在你给我看的画里。”男人拿起桌上的胭脂盒，打开，里面是块暗红的膏体，“你说过，桃花谢了会结果，像我们……”
声音突然断了。眼前的画面像被打碎的玻璃，猛地缩回镜子里。林砚踉跄着后退一步，撞在身后的书架上，几本书噼里啪啦掉下来，其中一本是父亲的《德语诗歌选》，翻开的页面上有他用钢笔写的批注，笔迹和刚才那个男人有点像。
她喘着气，再看那面碎镜，镜面还是蛛网似的裂痕，黄铜边框的锈绿里嵌着点灰。刚才的画面像场梦，可指尖的刺痛还在，带着点胭脂的甜香——或者是错觉？
镜子背面刻着东西。林砚把它翻过来，用台灯照着看。黄铜被磨得发亮的地方，有两行字，一行是中文，小楷，写着“明月照双影”，另一行是德语，花体字，“Zwei Herzen， ein Licht”。两行字的末尾交叠在一起，刻痕很深，像是用刻刀反复划了好几遍。
她突然想起外婆说过的事。大概是她十岁那年，也是个雨天，外婆坐在藤椅上翻旧相册，指着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说：“这是你外曾祖母，她男人是德国人，会写毛笔字，写得比中国人还规矩。”她当时问：“那他们为什么分开？”外婆的手顿了顿，合上相册说：“打仗了，路断了，话也断了。”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上海。林砚接起来，那边传来个沙哑的男声：“林小姐吗？我是赵老板，做古董生意的。听说你今天收了个好东西？”
“什么东西？”林砚捏紧了镜子，指节泛白。
“一面民国的镜子，黄铜框，碎的。”赵老板笑了，声音像砂纸擦过木头，“我知道你做修复，留着没用。开个价，我收。”
林砚看向窗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悬铃木的叶子上挂着水珠，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得水珠像碎玻璃。“不卖。”她说，声音比自己想的要硬。
“别急着拒人嘛。”赵老板的语气沉了点，“那镜子邪性得很，我前几天在拆迁队手里看到的，他们说挖出来的时候，镜面朝下，底下压着半张德语报纸，1946年的。你知道1946年上海有多少德国人吗？”他顿了顿，“大多是纳粹余孽，或者……叛徒。”
林砚挂了电话，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厉害。她把镜子放进抽屉，锁上，钥匙塞进牛仔裤口袋。工作台的台灯还亮着，照在那本补好的《吴郡岁时记》上，立夏秤人的段落旁边，她补的桑皮纸在灯光下泛着浅白的光。
傍晚的时候，她去了趟养老院。外婆正坐在走廊里看夕阳，手里的玉佩被摩挲得发亮。看到林砚，老太太眼睛一亮：“阿砚来了？带什么好东西了？”
林砚没提镜子，只从包里拿出块绿豆糕，是淮海路那家老字号的，用绵纸包着，纸角有点潮。“您上次说想吃的。”
外婆捏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嚼着，眼睛眯起来：“还是这个味道，比德国的蛋糕好。”她突然抓住林砚的手，掌心的温度很烫，“阿砚，你外曾祖母……她以前也爱吃这个。”
“嗯。”林砚低头看外婆的手，指甲盖有点浑浊，指关节上有很多小伤疤，是年轻时做针线活留下的。
“她有一面镜子，”外婆的声音轻下来，像怕被风吹走，“黄铜的，会照出两个人影。她总说，镜子碎了之后，影子就不全了。”
林砚的心跳漏了一拍：“您见过那面镜子？”
“见过，在霞飞路的老房子里。”外婆的眼神飘远了，落在走廊尽头的玻璃窗上，夕阳正从那里沉下去，把玻璃染成橘红色，“那时候我才几岁，看见她对着碎镜子哭，手里拿着米汤，一点点往裂缝里抹。我说‘阿娘，碎了就扔了吧’，她打了我手心一下，说‘中国人的黏合剂，能粘住碎镜，粘不住离人’。”
米汤。林砚想起镜子缝隙里的米白色痕迹，突然明白了什么。
“后来呢？”她追问。
外婆摇摇头，拍了拍她的手背：“后来房子被日本人占了，镜子就不见了。你外曾祖母临死前，让我找一面一样的镜子，说‘镜子记得他说的话’。”老太太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找了一辈子，没找到。阿砚，你说，话要是没人记，是不是就像从没说过？”
林砚没回答。她看着外婆鬓角的白发，突然想起早上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个女人——穿月白旗袍的女人，梳头时脖颈的弧度，和外婆此刻低头的样子，一模一样。
离开养老院时，天已经黑透了。武康路上的老洋房亮起了灯，暖黄色的，透过雨雾看过去，像浸在水里的灯笼。林砚走得很慢，口袋里的钥匙硌着腿，冰凉的。路过一家旧货店时，她停住了。
店门口堆着些旧家具，一张梳妆台的残骸被扔在最外面，黄铜边框锈得不成样子，但边角的花纹——和她抽屉里那面镜子的边框，一模一样。
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头正蹲在旁边抽烟，看见林砚，抬了抬下巴：“想买？这是今天从静安寺那边拆下来的，民国的东西，可惜镜子碎得不成样了，就剩个框。”
“镜子呢？”林砚的声音有点抖。
“上午被个女的捡走了，说做修复。”老头吐了个烟圈，“你要？框子送你，反正也卖不掉。”
林砚没要框子。她站在原地，看着那堆残骸，突然觉得胃里发空。原来那面镜子不是凭空出现的，是从这里来的，从1930年代的霞飞路，从1946年的米汤里，从外婆找了一辈子的记忆里，掉进了她的工作台。
回到工作室时，抽屉是开着的。镜子不见了。
林砚的第一反应是赵老板，手立刻摸向手机，却在看到桌上的纸条时停住了。纸条是用德语写的，字迹潦草，像很急的时候写的：
“裂痕里的话，别全信。”
末尾画了个符号，像半个缠枝莲，和外婆玉佩上的那半，正好能拼在一起。
窗外的悬铃木又开始刮玻璃，沙沙的，像有人在耳边说话。林砚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潮湿的风灌进来，带着老房子特有的、混合着霉味与木头香的气息。她知道，从镜子被放进抽屉的那一刻起，有些东西就已经醒了——那些被裂痕藏起来的话，那些用两种语言说的再见与别走，那些被米汤粘了又碎、碎了又粘的记忆，终于要从时间的缝里，一点点爬出来了。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指尖的刺痛还在，像有什么东西正顺着血管往上爬，一直爬到喉咙口。这次她没忍住，张了张嘴，吴语的尾音和德语的舌尖音搅在一起，拼凑出一句不成调的话——像极了小时候父亲教她念诗，外婆在旁边用吴语打岔，两种声音缠在一块儿，成了她独有的、没人能懂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