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史回顾

（一）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三种理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在史学界“眼光向下”的学术旨趣影响下，中国移民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入，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创新等诸多方面的思考贯穿其中，取得了显著成就。现存关于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大致有三个取向。

一是人口史脉络中的移民研究，即从人口史角度出发，研究移民的“来龙去脉”。其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数量、移民的类型与路线、移民地域分布。以全国为研究对象的宏观性研究，以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何炳棣为代表[25]。以某一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微观性研究，如李中清的云贵移民研究，其著作《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通过大量的人口统计，对西南边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量化研究[26]。张国雄、张建民的两湖移民研究，张国雄主要对长江流域人口迁徙史做了全方位地探究，分析了这些移民的动因、类型与信息，以及移民对长江流域的影响。张建民则分析了明清时期秦巴山区资源开发、环境演变与移民的关系[27]。安介生的山西移民研究时间跨度非常大，论述了从先秦至清末上千年山西的移民，重点分析了七个重要时期的移民运动，以及这些移民运动与山西的影响关系[28]。范立君的东北移民研究，重点对1860年至1931年关内移民与东北社会变迁关系进行了全面研究，是国内第一部有关近代东北关内移民史的研究专著[29]。薛政超的湖南移民研究，通过唐宋时期湖南迁入与迁出移民以及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移民等角度，分析了湖南各类移民迁徙的变化、为什么要移民、移民的分布，由此分析唐宋湖南移民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方面的影响[30]。林国平、邱季端主要研究福建移民，其主编的《福建移民史》，分上下两编，上编“福建移民史略”，全面论述了各时期福建移民的历史，下编“移民与福建社会”，认为福建的民系、家族、经济、文化等方面与移民密不可分[31]。路伟东的陕甘移民研究，主要分析了清代陕西与甘肃两省的人口问题。作者与众不同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清代陕甘地区的人口管理制度进行分析；其次，追溯这种人口管理制度是与清前中期的陕甘人口西迁有密切关系；最后，系统地分析清中后期的陕甘人口变化[32]。薛平拴的陕西移民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陕西历代的人口规模、人口迁移及人口地理分布[33]。刘正刚的四川移民研究主要对闽粤的客家人在四川的活动进行了细致研究，尤其是客家人在四川的详细分布研究和闽粤移民台湾和四川的比较研究具有创新性[34]。这些研究指出了各地不同移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与人口史、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

二是区域社会史脉络中的移民研究，即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出发，研究移民与区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其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移民的地区开发、移民的社会结构、移民社会的嬗变。最初的研究中，政治史范式代表了主流方向，主要以移民与地方及国家关系的探讨为主线进行基本理论分析。如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有关中国集市理论和区域理论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35]，其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对学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即人口史研究必须对具体区域、具体村落、具体问题进行非常细致的研究，打破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研究范式。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在其《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一文中[36]，对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的人口状况作了宏观的论述和归纳，认为区域社会史研究要特别注意人口变化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傅衣凌对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的移民状况作了宏观的论述和归纳，认为移民在乡族社会自治化和土著化起着重要作用[37]。其开拓性的研究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学者们立足于江西、山陕、东北、中原、苏浙、四川、两湖等众多区域，从不同视角出发，对中国古代各区域移民与地方、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细致探讨，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路径。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分析了明清移民与地区开发的关系，如曹树基、赵冈、饶伟新、李晓方、陈瑞、张芳、刘白杨等对南方山区的研究[38]，钞晓鸿、孟晋、佳宏伟、张力仁等对西北地区的研究[39]，冯贤亮、章毅等对江浙的研究[40]，马俊亚对淮北地区的研究[41]。黄志繁从地方动乱的角度着手，探讨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42]。日本学者山田贤以“地域社会论”为视角，论证移民社会的整合过程[43]。还有学者从移民与社会基层组织关系的角度，探讨了移民的社会生活史，如郑锐达、梁洪生、梁勇、陈亚平、贺喜分别对江西、四川、广东做了精彩研究[44]。这类研究避免了静态化研究，从动态的视角审视移民自身的变化以及移民与国家、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注重地方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重视国家制度、政策和地方精英，注重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寻找历史发展的脉络。

三是族群关系脉络中的移民研究，从族群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移民与土著的关系以及移民在土著化进程中的变迁。其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移民所带来各方面的改变及其对移入地已有社会形态、社会生活、文化习俗、政治制度的影响。这种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从族群关系的视角出发，如刘平从土客的种群、文化、语言等矛盾出发[45]，勾勒了土客械斗中的华南地方军事化问题。谢宏维则从移民的入籍问题及因此带来的土客学额之争的视角出发，论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46]；二是从移民土著化的视角出发，陈孔立较早注意到土客融合并非单线发展过程，可能存在双向或多向的发展模式[47]。近几年，学者多重视移民土著化的过程研究，如万明“屯堡移民社会”研究，通过探讨汪公入黔所反映的明代移民家族在屯堡社会的构建过程，以此揭示文化移植和文化认同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的整合功能[48]。赵世瑜“洪洞大槐树移民”研究，从区域社会史出发，借鉴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来解释历史传说背后的“历史故事”，对一些“小历史”问题提出“大历史”的见解[49]。王东杰“移民会馆崇祀”研究，以四川移民会馆的崇祀对象为中心，考察移民乡土认同的象征。发现“乡神”崇拜作为移民地域认同的象征既是被“建构”的，又可以被一套新的叙述所“解构”与“重构”[50]。科大卫和萧凤霞“华南地域社会”研究，科大卫从制度层面讨论“皇帝”与“祖宗”，地方宗族的形成有赖于王朝推行的制度，王朝制度和统一意识形态赖地方宗族才能生根发芽，二者的互动共同缔造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51]。萧凤霞关于小榄菊花会的研究，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边缘村落演变为财富和文化的“超级中心”是同宗族的剧烈分化和重组的结果[52]。梁勇的“麻城孝感乡”研究，“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的解读，说明麻城孝感乡祖源地传说表达了地域社会中不同族群对文化符号的建构、模仿、选择，及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嬗变的过程[53]。这类研究注重移民的特性与原生地文化的继承性，以及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改造。

随着中国移民史研究的深入，多学科的相互借鉴，学者关注的焦点不应再局限于移民的“来龙去脉”，需要更多关注有关移民的历史建构和历史叙述。三种侧重点不同的研究理路最终会走向融会贯通。

（二）客民研究

众多客民迁入当地，对当地产生的影响可谓众多非一。曹树基较早关注到江西流民在明清两代对江西省开发带来的影响[54]。周伟华、黄志繁叙述了流民促进广东东北山区开发的利弊[55]。陈国生、董力三从正反两个方面考证了黔地流民对山区开发的影响[56]。陈瑞认为棚民所进行的粗放式、掠夺式的营山活动，是造成清朝中期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57]。而佳宏伟从以往学者所忽视的影响生态环境变化的自然因素的角度出发，认为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是导致清代陕南秦巴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基本成因[58]。张力仁重新认识了清代陕南环境变化与流民刀耕火种之间的关系[59]。战争、瘟疫、饥荒等灾害也是引起人口变迁的重要因素。葛庆华考察了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移民过程、移民分布及地域等影响这一分布态势的内在原因，并认为规模巨大的移民活动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社会经济文化[60]。

关于客民与土著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站在土客关系的角度分析客民与地方社会、国家的关系则是学者的兴趣所在。土客关系的三种情况包括：第一，作为传统中国行政制度之一的户籍制度，是区分“化内”与“化外”的关键。刘敏较早地认识到了流民的户籍问题[61]。第二，客民往往伺机购地置产以安居，经常因土地问题与土著居民发生冲突。朴基水认为清中期的土客械斗是因为土著与客民在土地、风水、水利等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62]。第三，来自不同地域的客民，文化习俗之间的差别使他们之间的关系甚为微妙以致冲突不断。黄志繁认为江西南部的土客冲突的实质就是族群冲突，控制权和地方文化话语权的归属是土客矛盾或冲突会发生转变的核心[63]。

明清时期，客民移入地的社会建构和重构过程，即客民对移入地各方面产生影响直至该地区发生改变的过程以及客民土著化过程。该过程既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又揭示了整体社会变化的复杂多样，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以小见大”式的历史对话。谢宏维在研究国家解决棚民或流民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时，借用清代江西万载和安徽徽州的案例，透视出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64]。张萍考证了徽州地区的不同利益群体为应对棚民带来的一系列的冲突，必然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65]。对于灾后流民防范和安置的效果，王林主要通过清政府的资送、留养政策来观察[66]。黄志繁认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便是江西南部的土客民众。地域社会变迁通过频繁而又激烈的租佃斗争表现出来，同时，租佃斗争又是地域社会变迁的结果[67]。王炎的文章论述了清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的应对移民四川的政策措施[68]。

省界地区因界限纵横交错，居民龙蛇混杂，故而社会问题丛生、矛盾重重，因此，学者尤为关注省际边界地区的客民问题研究。例如山东、江苏交界地区的研究[69]，四川、陕西交界地区的研究[70]，川鄂陕交界地区的研究[71]。

明清里（图）甲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被看作是国家对地方控制的基层组织或一套赋税征收体系。而致力于探析里（图）甲组织的动态发展及其对地方社会意义的郑锐达，在研究清代江西袁州府的移民时发现，里（图）甲组织不仅是一套税收体系，而且是一套土客用于获取自己的利益和在当地社会地位的表明权利及身份的机制，还是一套社会划分的界限[72]。陈启钟强调地域社会的特殊性或独特性，改变了史学界忽视乃至否认“特殊性”而过于强调“一般性”研究的趋势，真实地展现了闽北社会与其他地方社会的差异[73]。梁勇利用四川巴县档案材料分析了移民的内在发展逻辑，以及移民与地方基层的权力变迁问题[74]。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讨论地方社会的演变机制时，将地方制度放在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下进行探讨，这与以前学者的研究形成较大反差。

总之，经过中外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移民史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在不断地向纵深方向深化，它大大地拓宽了移民史研究领域，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纵观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以下有待加强之处：

首先，尽管区域性的实态研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且研究成果丰富，但已有研究多集中于赣、粤、川、皖、陕等省，其他省份的相关研究则显得稀少，甚至完全没有。而通过对薄弱省份的移民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该地方社会变迁的全貌，而且也可充分认识地方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拓展清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其次，区域社会史学者多重视如何从地方的视角去重新理解传统中国，因此，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眼光向下”“自下而上”的研究成为主流。但中国之所以能在各区域社会独特性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一个有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一致性社会的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权的统一，由此可知，在地方社会的建构中，国家力量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一些边缘省份地处王朝的边缘地区，但“国家”离他们并非遥远。这也提示我们，区域社会史研究应重视“地方内在于国家，国家内在于地方”。

最后，中国移民史研究有待进一步细化研究。移民有不同类型，从社会分层来说，有上、中、下阶层移民；从身份地位来说，有“流寓”“客民”“棚民”“流民”等移民类型，由于学界对这些问题还缺乏深入研究，因此笼统地把不同类型的移民都归入“移民”这个概念中，这样的研究还缺乏一定的深度。比如“客民”的研究，由于难以对“客民”进行界定，致使“客民”概念混用现象严重。“移民”“流寓”“客民”“棚民”“流民”等不同的概念频繁出现于历史文献之中，这些概念在不同的时空下经常混用，不论是现在，还是在明清两代，人们对客民的概念也模糊不清，不少学者陷入这种迷惑之中，“客民”混用的情况出现在相关论著中的现象也时常发生。

可以说，客民的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当今学术研究也更加关注移民鲜活的生命特征所蕴育的、由他们的悲欢离合加以演绎的社会价值。学者既要富有人文关怀还要有文化的洞察力，因此，研究应有多维度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