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

《史记》对吴起身世的记载极为简略，说他还很小的时候，家里的积蓄即有千金。联系左氏中昌盛的经商世风，后世多认为吴起出身商家，而且是春秋后期才出现的新兴商人之家。

然而诸多史料又都表明，吴起自幼受到过良好而系统的文化教育。要知道，在那个学在王官的时代，只有贵族、没落贵族的后裔，才能拥有知识文化，接受良好的系统教育。一般平民或普通商家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再结合吴起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理想抱负，近代有学者认为吴起并非商家子，而是卫国的公孙贵族后裔。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把财富来源分为三类，即“本富”“末富”“奸富”。在司马迁看来，除了靠作奸犯科而致富的所谓“奸富”外，最直接的致富方式就是靠爵邑俸禄，故称“本富”；通过农、工、商业而致富，虽也是正当的生存之道，但财富积累却是不易的，故称“末富”。

《史记》交代子贡、范蠡、吕不韦、吴起的家庭背景，同样都提到了“千金之财”，但对前三者的商业经营活动均有非常清楚的描写，唯独对于吴起，并没有指明其家庭财产来源于经商。有人设想吴起的父亲或祖父辈靠辛苦打拼、艰难经营而致富，问题在于，如果卫国真有这样能赚得千金的富商，必非无名之辈，《史记》怎么可能只字不提呢？

换言之，吴家的“千金之财”主要来源于爵邑俸禄，而不一定是靠经商所得；吴家属于《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本富”，不是“末富”。

按照这样的推断，吴起就不应是商家子，而应是没落贵族后裔。一直以来，卫国都是周朝诸侯国中贵族最多、最具特权的一个侯国。当时的列国贵族，随着血缘关系的递减，有些虽然早已不在权力中心，但仍拥有一定的世袭特权，以及颇为丰厚的财富，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吴家当属此类，其“没落”非指家境，而是指没有了适当的官爵和施展才能的空间，所谓“富而不贵”。

“富而不贵”是吴起成长过程中一道难以迈越的门槛。

此时虽然还只是战国前期，但时代精神却已悄然发生剧变，在春秋时期曾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重礼义”，正逐渐被“尚功利”所替代。伴随着这股新思潮，一个新词汇——“功名”开始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和追捧。

简单说来，功名者，功即事功，名即声名。若用现代人的方式理解，就是个人对自我价值的无限渴望和追求，或曰在有限的生命中建立无限之功业。

《论语》有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作为一个君子，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生前身后名，最希望的就是自己活着的时候能够有所作为，留下值得被后人称颂的名声。

何谓“君子”？在儒家学说中，君子是士希望达到的一种生命境界，而这个时候的吴起，又正好可以被列为士人。

士本是对低等贵族的称谓。春秋晚期至战国，社会的剧烈震荡造成贵族的下降和庶人的上升，旧有贵族和庶人之间的秩序被打破。与此同时，官学散落民间，私学特别是儒学得以出现并发展起来，于是许多庶人甚至是出身贫贱的下层平民，在通过学习掌握专门知识和文化技能后，也得以进入士的阶层。

士人在数量和意义上所发生的极大变化，使士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不管吴起是公孙贵族后裔，还是商人子，最终其社会身份都只能归结为士：若是公孙贵族后裔，至吴起时，其家族已远离权力中心，不再能称为真正的贵族；若是商人子，商人位于“士、商、农、工”的四民之列，吴起显然应属于庶民阶层。然而庶民凭其智慧、学识而擢升为士，在当时也已很普遍。事实上，吴起年轻时便好学深思，即便出身庶人，也同样具备成为士的条件。

一方面，卫国传统文化深厚，尽管后来国力逐渐衰弱，在诸侯国中逐渐变得不值一提，但文化却始终比较先进。另一方面，卫国文化的特点表现为进攻性不强，多忍让包容，加之地域优势和重商风气的影响，使得信息传播快，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汇碰撞，异常活跃。如此背景和氛围下所孕育出的卫国士人群体，整体上高扬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卫国也因此被誉为“君子之国”。

“君子之国”很早就引起了海内瞩目。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其中有十年时间是在卫国度过的，他在卫国流连忘返，乐不思归。停留于卫国期间，孔子与诸多卫国士人交往密切，他的弟子也以鲁国、卫国籍为最多。

与孔子齐名，素有“南季北孔”之称的季札，在游历诸侯各国时，也曾到访卫国以及相邻的郑国。卫国论国力尚不及郑国，但季札对郑国的评价不高，反而当他抵达卫国时，却高兴地说道：“卫国君子众多，必然不会有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