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清谈未必误国

清谈误国论

魏晋玄学大抵是围绕“名教自然之辨”这一议题展开，名教与自然的消长又与清议和清谈的起落若合符节。所以，对清谈的历史评价也和“名教”与“自然”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相关。大体而言，大一统王朝要比偏安政权——或者说，同一王朝的鼎盛期要比衰落期——对清谈的批判更为严厉些，这应该是不难理解的。这里我先举几个例子。

比如西晋立国之初，大臣傅玄就曾上疏晋武帝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晋书》本传《举清远疏》）这显然是对正始以来“虚无放诞之论”（“虚无”指何晏、王弼，“放诞”指嵇康、阮籍）的严厉批判，等于奏响了“清谈误国”论的先声。“天下无复清议”一句，更将清议与清谈截然对立起来。

傅玄死后，清谈之风死灰复燃，太尉王衍祖述“虚无”，其弟王澄引领“放诞”，二风交织，愈演愈烈，适逢贾后干政，八王乱起，终至西晋亡国。连王衍本人死前都痛定思痛，追悔莫及。《晋书·王衍传》写道：

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

王衍的“曲终奏雅”，正是来自“贵无”派内部的“清谈误国”论。这种论调在清谈蔚为时尚和“装饰品”的东晋一朝，依然此起彼伏，不曾消歇。东晋儒者范宁，承傅玄绪余，也将“清谈误国”的责任归咎于王弼、何晏，认为“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宁传》）。此外，如干宝、应詹、葛洪、卞壸（kǔn）、江惇、熊远、陈頵等人，皆曾著论对清谈严加批评，流风所及，就连清谈圈内人如桓温、王羲之也不例外。《世说新语·轻诋》第十一条记载：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桓温年轻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清谈家，被当时的清谈大师刘惔许为“第一流”人物；一次他和刘惔听讲《礼记》，桓温说：“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惔则说：“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言语》六十四）两相比较，桓温之言会通儒道，兼综礼玄，似乎比刘惔所言更为入玄近道。不过，桓温之为桓温，关键不在清谈，而在其西征北伐、志在光复中原的英雄志业，尽管他也曾热衷清谈，但骨子里恐怕是视清谈为“余事”的，故其把王衍之流视为“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的罪魁祸首，可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此条刘注引《八王故事》称：“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八王故事》的作者卢綝也是东晋人，足见在清理西晋亡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时，“清谈误国”论是当时大多数士人的“雷同”之见。

当然，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世说新语·言语》第七十条载：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王羲之与谢安一起登上冶城，谢悠然遐想，大有超脱世俗之志。王乃对谢说：“夏禹勤勉国事，手脚长满老茧；周文王政务繁忙，很难按时吃饭，时间总不够用。如今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每个人都应为国效力；而不切实际的清谈会废弛政务，浮华不实的文章会妨害大事，这在当前恐怕是不合时宜的。”不料谢安应声答道：“秦国任用商鞅，仅两代就灭亡了，难道也是清谈导致的祸患吗？”

这是关于“清谈误国”的一次重要论辩。谢安的反诘，有力地批驳了“清谈误国”论的简单化倾向，把对亡国原因的探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换言之，清谈绝不是亡国的充分必要条件，不能把学术问题作为政治腐败、国土沦陷的替罪羊。谢安的思考堪称高瞻远瞩，发人深省。

不过谢安的辩护并未洗脱清谈的罪名。唐宋以降，对清谈亡国的指摘依旧不绝于耳。如唐修《晋书·儒林传序》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北宋文学家叶梦得论及竹林七贤优劣时，褒嵇贬阮，竟这样说阮籍：“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14]可见其对清谈时代“士无特操”的状况是深恶痛绝的。南宋大儒朱熹亦不以清谈为然，说：“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认为清谈虽为汉末节义之风式微所激，但在“东汉崇尚节义之时，便自有这个意思了。盖当时节义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污浊朝廷之意。这意思便自有高视天下之心，少间便流入于清谈去”（《朱子语类》卷三十四）。此说虽未提“清谈误国”，其实也隐含这一层意思。

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也说：“正始所谓能言者，何平叔数人也。魏转而为晋，何益于世哉！王祥所以可尚者，孝于后母与不拜晋王耳。君子犹谓其任人柱石而倾人栋梁也。理致清远，言乎，德乎？清谈之祸，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犹未已也。”

不过总的来说，宋明学术亦尚虚，理学也好，心学也罢，都强调穷理尽性，明心见性，对佛、老及魏晋玄学的形上思辨多有折中，故其对清谈尚有“了解之同情”。

及至清代，民族矛盾加剧，士大夫不得不崇尚名教之义，严明夷夏之辨，学术上亦推崇实学，强调经世致用，“清谈误国”论遂再度抬头，甚至比以往更为激烈。清初大儒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云：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

同书卷十三“正始”条又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

这已不是“误国”“亡国”论了，直接是将“亡天下”之罪一股脑儿归诸清谈！

顾炎武显然认识到清议与清谈、名教与自然之消长对于天下风俗的影响，故《日知录》中又设“清议”“名教”二条，前者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后者说：“‘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

与之同时的另一位大儒王夫之也说：“夫晋之人士，荡检逾闲，骄淫懦靡，而名教毁裂者，非一日之故也。……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名教为天下所讳言，同流合污而固不以为耻。” [15]顾、王二人的观点，今人可能以为迂腐冬烘，然而在当时，又确有其创巨痛深、不得不然者在焉。

差不多百年之后，清儒钱大昕才在《何晏论》中提出不同观点：

乌呼，（范）宁之论过矣！史家称之，抑又过矣！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以放达为盛德，竞事虚浮，不修方幅，在家则丧纪废，在朝则公务废。而宁为此论以箴砭当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自古以经训专门者列于儒林，若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魏、晋说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范）宁既志崇儒雅，固宜尸而祝之，顾诬以罪深桀、纣，吾见其蔑儒，未见其崇儒也。论者又以王、何好老、庄，非儒者之学。然二家之书具在，初未尝援儒以入庄、老，于儒乎何损？[16]

这是站在正统儒家经学的立场上，为有功于经学的何晏、王弼翻案，理据甚明，持论甚严。而其于《清谈》一文，又称“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王安石之新经义，亦清谈也。神京陆沈（沉），其祸与晋等”[17]，似乎依旧是“清谈误国”论的拥护者。

清谈未必误国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国学式微，来自“名教”的压力为之减轻，而“自然”的舒张似乎更受重视。诸子之学于焉大兴，老庄思想因而崛起，大有与经学相颉颃之势。尤其经历“小说界革命”“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之后，传统的“旧文学”被“新文学”挤对，渐渐失去主导地位。与此相应，原本在过去的评价中处于“异端”或“旁支”的文化遗产，似乎因更具有某种与西学对话的“现代性”因素而受到青睐，这时人们对魏晋清谈的理解便与以往大不同了，《世说新语》及其所承载的“魏晋风度”也因此备受关注，重放异彩。相形之下，“清谈误国”论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了。

如章太炎就说：“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五朝学》）刘师培也说：“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左盦外集》卷九）似乎年代越是久远，彼时之痛痒越与己身无关，便越是能看出魏晋清谈的种种好处来。

1934年，现代学者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出版，开篇第一节标题便是“何晏、王弼的冤狱”，在系统梳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后，坚称何、王之思想“实为魏晋间的第一流”，以现代眼光肯定了魏晋清谈的学术思想史价值。而“自然主义”一词尤令人耳目一新，似乎将与“名教”相对的“自然”重新赋能，使其获得了与“西方”和“现代”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1945年，陈寅恪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发表，文中以陶渊明之思想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亦不如主旧自然说者之积极抵触名教，可以视为一种“新自然说”；又说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陈氏此文虽不无破绽（朱光潜《陶渊明》一文多有驳论，可参看），却颇具学术价值，对名教与自然之关系辨析尤明，尤其以陶渊明这一古今公认的大诗人为“自然”张目，也等于为魏晋清谈做了有理有据的学术辩护。

总之，“清谈误国”论一度十分流行，自有其历史的和逻辑的内在理路，在儒家名教理念和家国情怀的统摄下，如果让“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惔传》），终日谈空说无、不切实际的清谈派占据政治中枢，的确容易带来灾难性后果，如王衍就是好例。但话又说回来，清谈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和文化现象，又确实代表了中国哲学演进和突破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由重道德、重伦理、重政治向重思辨、重逻辑、重审美的方向发展，而且，由清谈之风催生出的一种清谈精神和玄学人格，也成为中国士人精神史和心灵史上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别的不说，如果没有玄学思潮与清谈风气，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恐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以为清谈导致了“亡国”甚至“亡天下”，不仅过分高估了清谈的破坏力，而且也容易避重就轻、转移焦点，以至于如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门阀政治的任人唯亲、国家决策的重大失误等，这些更为重要的原因，反而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和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