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抓住时机

现在是重新评估我们应该如何养育子女的最佳时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对青少年期这个发展阶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部分原因是我们对大脑在这一时期如何变化的了解取得了巨大进展。人们一度认为大脑发育在童年期结束时或多或少就已经完成了，但新的研究表明，大脑在20多岁时还会继续发育成熟。深入了解大脑发育是如何展开的，以及这些神经生物学的变化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会暴露我们在培养年轻人时犯的许多错误。本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分享脑科学的研究成果，解释为什么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不明智的，并建议如何从中学习、利用和创建我们对年轻人需求的新的理解，以使他们能够发展成为快乐、适应能力强、成功的成年人。

第二，青少年期本身正在发生变化，并且以某种方式使我们对它的看法普遍变得过时、错误甚至危险。正如我所指出的，这个生命阶段曾经只持续几年，现在则是一个更长的时期，早期是由于身心发育的提前开始而延长，晚期是由于年轻人进入职场、婚姻以及经济独立的时间越来越晚而延长。简而言之，儿童进入青少年期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早，但青少年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成为成年人。

这一变化的影响很重要，也很复杂。一方面，儿童生理成熟年龄的提前比大多数人认识到的更令人担忧，因为这对生理或心理健康来说都不是好兆头。青少年期的提前使孩子们面临大量生理、心理和行为问题的风险显著增加，[1]包括抑郁症、青少年犯罪甚至癌症。另一方面，延迟进入成年期引发了很多关于现今年轻人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担忧，但这个问题并不像大众媒体所渲染的那样严重，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甚至可能是有益的。如今，人们对成熟期推迟的潜在原因和可能的后果产生了极大的误解，这也导致二十五六岁的人受到了不公平的批评。[2]

然而，不管我们如何看待青少年期的延长，从童年到成年的转变现在需要大约15年的时间这一事实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这类问题：青少年意味着什么？如何和年轻人打交道？关心他们的父母、教育工作者和成年人应该怎么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来源于一项关于大脑发育的令人难以置信却兴奋的发现：青少年期是一个具有巨大“神经可塑性”（科学家用这个术语来描述通过经验可改变的大脑潜能）的时期，但这个发现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你可能很熟悉这样一个观点，即儿童早期（一个流行的简称是“0～3岁”）的经验对他们的大脑发育和生命历程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这是真的，但是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青少年期是第二个可塑性还会增强的时期。当科学家发现大脑在儿童早期具有高度的可塑性时，这一发现立即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大家开始思考，我们的社会应如何利用这个机会，为婴幼儿提供对他们最有益的经验。同样，我们现在必须对青少年提供类似的帮助。

然而，青少年的大脑具有可塑性这一事实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正如神经科学家经常说的那样，可塑性是双向的。大脑的可塑性使青少年期成为一个充满机遇又具有巨大风险的时期。如果我们让年轻人置身于积极的、支持性的环境中，他们就会茁壮成长，但如果置身于有毒的环境，他们将遭受严重而持久的痛苦。

青少年期是新的0～3岁

大脑是可塑的，它会因经验而改变，这一观点可能会让一些读者印象深刻，甚至感到震惊，但对研究大脑的人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研究结果。任何学习的经验都必然会改变大脑的结构。一旦有事情被保留在记忆中，就一定会引起一些潜在而持久的神经变化，否则根本不会被记住。

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就经验对大脑的潜在影响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发育阶段能与0～3岁相比。因为大脑在10岁左右接近成人大脑的重量，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大脑的发育在青少年期开始之前或多或少就已经完成了。然而，我们现在知道，大脑解剖结构和活动的内部变化并不总是反映在器官的外表上。事实上，仅仅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科学家才发现大脑系统性和可预测的成熟模式发生在青少年期，更不用说这个阶段的大脑发育模式可能会受到经验的影响。[3]

不过，这一切都在改变。青少年期是大脑成长的时期，对经验的敏感程度远超之前任何人的想象。

大脑在青少年期不仅比之前的几年更具可塑性，且比之后的几年也更具可塑性。随着我们走向成年，大脑可塑性下降的程度和我们进入青少年期时可塑性增加的程度一样显著。事实上，青少年期是大脑可塑性增强的最后一个时期。[4]心理问题在青少年期比在成年期更容易治疗的一个原因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些心理问题会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大脑的可塑性不仅允许它变好，也允许它变坏。接受认知刺激（例如常听父母读书）的婴儿发育会更好，因为接触这种认知刺激发生在大脑易受经验塑造的时候。但是，在生命早期被忽视或虐待的婴儿可能会遭受格外持久的伤害，因为这是大脑更容易由于经验匮乏和其他消极经验而受到伤害的年龄。也就是说，青少年期大脑具有高度可塑性的发现原则上是个好消息，但只有当我们利用好这一发现，为年轻人提供各种有助于他们积极发展的经验和保护他们免受伤害的经验，它才是好消息。

美国青少年的问题

美国青少年的表现并不好。在过去20年里，我们看到的许多一度令人振奋的有关青少年幸福感的指标上升趋势已经放缓，甚至出现了倒退。青少年怀孕率和吸烟率的下降趋势或多或少已经停滞，青少年的药物滥用情况呈上升趋势，[5]自杀未遂、[6]霸凌行为在增加，[7]大学新生对补习教育的需求也在增加。[8]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取得的许多进展难以再现，其中一些实际上正在瓦解。

目前，我们既没有充分保护年轻人免受伤害，也没有利用这一资源充足的机会促进他们持续地积极发展。问题似乎不在于经济投入不够，事实上，我们目前在培养年轻人上浪费了大量的金钱。美国在每个学生中学和高等教育上的投入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9]所以学生平庸的学业成绩或令人担忧的大学生流失情况不太可能是因为缺乏财政资源。我们每年花费数百万美元在一系列未经证实、无效且收效甚微的项目上，[10]而这些项目试图劝阻青少年远离饮酒、药物滥用、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和鲁莽驾驶。作为世界上囚犯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们每年花费近60亿美元监禁少年犯，[11]其中许多犯下非暴力罪行的人可以被分配给社区管理，从而能够节省一大笔费用。如果我们国家的年青一代有暴力问题，那显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花足够的钱来惩罚违法者。

以下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些具体例子。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中成绩标准化测试的分数一直没有提高，[12]美国青少年的表现仍然不如许多其他工业化国家的青少年，而这些国家在学校教育上的花费要少得多。虽然在国际排名中，美国的小学生表现良好，中学生的排名处于中间位置，但不可否认的是，高中生却表现平平，[13]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远远低于我们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这种成绩不佳的代价很高：[14]1/5的四年制大学新生和一半的社区大学新生需要接受补习教育，每年花费30亿美元。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让更多的人上更便宜、更容易考上的大学。

· 美国曾经是世界上大学毕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现在甚至连前十名都进不去，[15]而且很大一部分毕业生是从教学质量堪忧的营利性大学获得学位的。[16]美国有1/3的大学生毕不了业，虽然美国大学毕业生带来的经济回报是世界上最高的，[17]但它是工业化国家中大学毕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 学业成绩惨淡绝不是唯一的问题，美国青少年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也很差。1/5的美国高年级高中生每个月至少酗酒（是酗酒，而不仅仅是喝酒）两次，每天吸食大麻的学生比例也是近二三十年来最高的。[18]美国是世界上青少年最频繁酗酒和滥用药物的国家之一，[19]擅自使用非法药物的情况也正在恶化。

· 在美国，将近1/3的年轻女性在20岁之前至少怀孕过一次。[20]虽然事实上许多其他工业化国家青少年性行为的比率更高，但美国在青少年怀孕和性传播疾病方面仍领先于工业化国家，在青少年堕胎方面也名列前茅。[21]性行为活跃的高中生经常使用避孕套的比例曾经一度上升，但维持现状目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1/3的性活跃青少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性传播疾病的侵害。

· 1980—2007年，未婚女性的生育率增加了80%。2011年，将近1/3的生育女性从未结过婚。非婚生育会导致年轻男女受教育年限的缩减和终身收入水平的降低，生活贫困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它还会降低父母养育孩子的质量，阻碍孩子的智力发育，增加他们出现情感和行为问题的风险。未婚父母所生的孩子更有可能非婚生育，这将使同样的问题代际延续下去。

· 攻击行为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22]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的数据，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有40%的高中男生发生过肢体冲突，其中超过1/10的男生伤势严重，需要接受治疗。美国是发达国家中青少年暴力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3]也是青少年暴力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调查，近10%的高中男生经常携带枪支。

· 每年，将近30万名教师（约占该行业的8%）受到学生的人身威胁。[24]在超过15万起的此类事件中，教师实际上已受到人身攻击。近2/3的高中都有携带枪支的保安。[25]

· 在美国，20%的高中男生服用治疗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又称“儿童多动症”）的处方药，[26]这个数字几乎是这个年龄段男生中ADHD实际患病率的两倍。许多专家认为，这类青少年接受药物治疗是为了使家庭和学校更容易管理。世界各地ADHD的发病率相似，但美国消耗了世界上超过75%的ADHD药物。[27]一个不得不通过武装学校工作人员或给学生服用药物来建立课堂秩序的国家，是无法赢得针对成绩不佳或打击青少年暴力的斗争的。

· 现在青少年肥胖的发病率是20世纪70年代的3倍。[28]美国约有1/6的青少年属于肥胖，另有1/6属于超重，是世界上青少年肥胖和患糖尿病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可能在国际排名中几乎垫底，但他们在软饮料和炸薯条方面的消费量却接近榜首。[29]

· 美国高中生每年试图自杀的比例与二三十年前没有什么不同，约占高中生人数的8%。[30]美国青少年自杀率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高中生的自杀企图和自杀意愿都在上升。[31]一些国际研究曾对表明青少年存在心理问题的隐性症状，例如头痛、胃痛、失眠或忧郁情绪进行了测量，发现美国青少年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群之一。[32]

· 心理健康问题绝不仅限于年龄更小的青少年或高中生群体。根据最近一项对4万多人的全国性调查，[33]在年龄19～25岁的美国年轻人中，每个年龄都有近一半人患有可诊断的精神障碍，最常见的是对某种物质的依赖，但也有抑郁症、焦虑症和某些类型的人格障碍。这些问题不仅限于来自贫困家庭的人。大学生的精神疾病发病率仅略低于那些没有上学的同龄人。

· 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34]有一项研究将当代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与75年前的同龄人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即使考虑到今天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更有可能愿意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他们之中测试得分高于严重心理问题分数线的人数也仍然超过了过去同龄人的5倍。

虽然我们的高中开展了大量费用高昂的改革，但今天学生的学业成绩并不比20世纪70年代好多少。虽然在健康教育、性教育和暴力预防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但青少年滥用药物、肥胖、抑郁、意外怀孕以及犯罪和攻击行为的发生率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很显然，我们做错了什么。

青少年教育有方法

青少年期已今非昔比。如今，青少年期开始得更早，结束得更晚。在决定成年后的健康、成功和幸福方面，青少年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得多。此外，由于使青少年期开始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的因素可能会持续存在，影响甚至可能会增强，我们目前把青少年期的概念局限为“十几岁”将变得更加过时和有害。

脑科学不仅解释了为什么青少年期是一个脆弱的时期，还解释了为什么它变得更加脆弱。这个时期的年轻人现在比过去更容易受到危险行为、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也更难成功地过渡到成年。我将在第四章中更详细地解释，青少年期开始时大脑中发生的变化使我们更容易兴奋、情绪激动，更容易生气或沮丧。这种大脑变化在青少年期发生的时间要早于同样关键的另一种大脑变化。后一种变化增强了我们控制思想、情绪和行动的能力（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调节”的一系列技能）。在引发我们情感和冲动的大脑系统的激活与让我们抑制这些感觉和冲动的大脑系统的成熟之间有一个时差，这就像驾驶一辆油门灵敏而刹车不灵的汽车。当我们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足以控制我们的情绪冲动时，抑郁、药物滥用、肥胖、攻击性行为以及其他冒险和鲁莽行为等问题就更有可能产生。

驾驶一辆油门过度灵敏而刹车不灵的汽车时间越长，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样，从青少年期开始（大脑变得更容易被刺激而兴奋）到青少年期结束（控制自我调节能力的大脑系统最终成熟）之间的时间越长，失衡的时间就越长，发生各种问题的风险也就越大。

虽然青少年期通常是一个高度脆弱的时期，但毫无疑问，一些年轻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伤害。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青少年没有变得抑郁、辍学、出现药物滥用问题，或者走进监狱。是什么把那些能够经受住这一时期风暴的个体和那些没能经受住冲击的个体区分开来的呢？那些不仅生存下来，且能真正茁壮成长的个体又有什么特点呢？

自我调节能力可能是取得成就和社会成功以及保持心理健康的唯一重要因素。控制我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的能力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各种心理障碍的侵袭，有助于让我们建立更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并在学校和工作中表现优异。在对青少年的多项研究中，从享有特权的郊区青少年到贫困的市中心青少年，那些在自我调节方面得分高的人总是表现最好，他们在学校成绩更好，更受同学欢迎，不太可能陷入困境，也不太可能出现情绪问题。[35]这使得培养自我调节能力成为青少年期的中心任务，也是我们作为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健康护理专家应该追求的目标。

好消息是，控制自我调节能力的大脑系统在青少年期尤其具有可塑性。这一认识迫使我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抑或是在年龄较大的青少年的工作场所，都应更认真地考虑我们为年轻人提供的经验质量。同时，我们应避免让青少年在发展自我调节能力之前就暴露于潜在的危险环境中，更糟的是，这种经历实际上损害了这一调节系统的正常发展。从第五章到第八章，我讨论了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性，父母和学校如何培养这种自我调节能力，以及在青少年自我调节系统发展成熟之前，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保护他们。

青少年期开始和结束之间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所有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的时期，对那些缺乏应对这一人生阶段崭新现实所需资源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青少年期的延长使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而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解决这个问题了。毫无疑问，这群最危险的年轻人不仅包括数百万在贫困中长大的人，也包括越来越多来自工薪阶层甚至中产阶层家庭的人。

在清楚了青少年期在大脑可塑性方面与0～3岁时不相上下之后，专家就一直在争论哪个时期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的资源。对我来说，这有点像问呼吸和进食哪个更重要。窒息肯定会比饥饿更快置你于死地，但如果你不吃东西，再多的呼吸也不能让你活很久。同样的道理，早期投资的确至关重要，但如果我们只做早期投资，当这些孩子成长为青少年时，大部分的早期投资就将被浪费。确保婴幼儿有一个健康的开端至关重要，但也需要记得，童年早期干预是一种期待回报的投资，而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预防接种。

正如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阐述的那样，我们对青少年期的许多设想都是错误的。这些设想导致父母犯下他们本可以避免的错误、学校忽视基本技能的培养、立法者通过误导性的法律，以及那些希望通过信息影响青少年的人使用注定要失败的策略。

作为大脑可塑性增强的第二个且也是最后一个阶段，青少年期可能是我们让个体走上健康道路，并期望我们的干预具有实质性和持久性效果的最后一次真正的机会。为了了解大脑可塑性对青少年期的重要性以及对我们整个人生的影响，我们必须探索这种显著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惊讶的大脑可塑性机制，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所做的那样。正如我将要解释的，一旦个体到了成年期，帮助他们改变并不是不可能，但青少年期可能是我们最后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

注释

[1]Sonya Negriff and Elizabeth J.Susman,“Pubertal Timing,Depression,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A Framework,Review,and Examination of Gender Differences,”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1,no.3(2011),717—46;Emily C.Walvoord,“The Timing of Puberty:Is It Changing?Does It Matter?”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47,no.5(2010),433—39.

[2]Kali H.Trzesniewski and M.Brent Donnellan,“‘Young People These Days...’:Evidence for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Emerging Adults,”Emerging Adulthood,February 18,2014,doi:10.1177/2167696814522620;Jeffrey J.Arnett,Kali H.Trzesniewski,and M.Brent Donnellan,“The Dangers of Generational Myth—Making:Rejoinder to Twenge,”Emerging Adulthood 1,no.1(2013),17—20.

[3]The first published study of the adolescent brain was Terry L.Jernigan et al.,“Maturation of Human Cerebrum Observed In Vivo During Adolescence,”Brain 114,no.5(1991),2037—49.

[4]Anthony J.Koleske,“Molecular Mechanisms of Dendrite Stability,”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4(2013),536—50;Angeline S.Lillard and Alev Erisir,“Old Dogs Learning New Tricks:Neuroplasticity Beyond the Juvenile Period,”Developmental Review 31,no.4 (2011),207—39.

[5]Monitoring the Future,www.monitoringthefuture.org.

[6]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System,www.cdc.gov.

[7]Kenneth C.Land,The 2011 FCD—CWI Special Focus Report on Trends in Violent Bullying Victimization in School Contexts for 8th,10th,and 12th Graders,1991—2009(Durham,NC:Foundation for Child Development and Child and Youth Well—Being Index [FCD—CWI] Project,Duke University,2011).

[8]Dinah Sparks and Nat Malkus,First—Year Undergraduate Remedial Coursetaking(Washington,DC: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13).

[9]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OECD Indicators(Paris:OECD,2013).

[10]Laurence Steinberg,“A Social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on Adolescent Risk—Taking,”Developmental Review 28,no.1(2008),78—106.

[11]Amanda Petteruti,Tracy Velázquez,and Nastassia Walsh,The Costs of Confinement:Why Good Juvenile Justice Policies Make Sense(Washington,DC:Justice Policy Institute,2009).

[12]数据来源于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3]Daniel Koretz,“How Do American Students Measure Up? Making Sens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Future of Children 19,no.1(2009),37—51.

[14]Complete College America,Remediation:Higher Education's Bridge to Nowhere (Washington,DC:Complete College America,2012).

[15]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

[16]Catherine Rampell,“Data Reveal a Rise in College Degrees Among Americans,”New York Times,June 12,2013.

[17]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

[18]有关饮酒和药物滥用的数据来自Monitoring the Future,www.monitoringthefuture.org.

[19]George C.Patton et al.,“Health of the World's Adolescents:A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Data,”Lancet 379,no.9826(2012),1665—75.

[20]National Campaign to Prevent Teen and Unplanned Pregnancy.

[21]有关青少年怀孕和性传播疾病的数据来源于National Campaign to Prevent Teen and Unplanned Pregnancy.有关堕胎的数据来自Gilda Sedgh et al.,“Legal Abortion Levels and Trends by Woman's Age at Termination,”Perspectives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45,no.1(2013),13—22.

[22]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System,www.cdc.gov.

[23]Dirk Enzmann et al.,“Self—Reported Youth Delinquency in Europe and Beyond:First Result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elf—Report Delinquency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Police and Victimization Data,”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7,no.2(2010),159—83;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U.S.Health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horter Lives,Poorer Health (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13).

[24]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School Staffing Survey;Dorothy Espelage et al.,“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ng Violence Directed Against Teachers,”American Psychologist 68,no.2(2013),75—87.

[25]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05—06,2007—08,and 2009—10 School Survey on Crime and Safety (SSOCS).

[26]Allan Schwarz and Sarah Cohen,“ADHD Seen in 11% of U.S.Children as Diagnoses Rise,”New York Times,March 31,2013.

[27]Richard Scheffler et al.,“The Global Market for ADHD Medications,”Health Affairs 26,no.2 (2007),450—57.

[28]有关青少年肥胖的数据来源于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Obesity Prevention Source,www.hsph.harvard.edu/obesity—prevention—source.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from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nd Institute of Medicine,2013.

[29]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ealth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dministration,U.S.Teens in Our World(Rockville,MD: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2003).

[30]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3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Mortality Database,2011.

[32]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ealth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dministration,2003.

[33]Carlos Blanco et al.,“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Non—College—Attending Peers,”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5,no.12(2008),1429—37.

[34]Jean M.Twenge et al.,“Birth Cohort Increases in Psychopathology Among Young Americans,1938—2007: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the MMPI,”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0(2010),145—54.

[35]Terrie Moffitt,Richie Poulton,and Avshalom Caspi,“Lifelong Impact of Early Self—Control:Childhood Self—Discipline Predicts Adult Quality of Life,”American Scientist 101,no.5 (2013),35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