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当杨百川受邀到燕大百年讲堂回忆先锋文学的发生时，他注定会回想起和陈秀芳坐在临江县柏林坝下湾大队的坝子里，斑斑点点的树影在脸上摇晃的那个下午。
二人一直聊到天麻麻黑。后来张虹也端了根竹篾板凳坐在旁边，偶尔也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
陈秀芳提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大到整体架构，小到对话、细节。
陈秀芳的嗓音在他的脑海里打转：
为什么不用第一人称呢？直接袒露投机倒把者内心的挣扎、痛苦、纠结、迷茫，最终展现其被理解的扬眉吐气，这样不是更能打动读者吗？
陈潮生的形象是不是有点扁平化？把投机倒把者塑造得这么伟岸，是不是有点不太真实？有那种铤而走险为民谋利的人不假，但大部分不都是为了追逐暴利？
结尾也太老套了，为什么要让大家都理解陈潮生，甚至安排一个县长充当“救世主”？不能让他被时代的车轮碾碎吗？
……
其中的许多他写的时候都想过，毕竟他是从四十年后穿越回来的，80年代的新鲜玩意早被后世的作家写烂了。
可他总是自负地揣摩读者，以为他们没法接受，便主动放弃了某些能写出新意的点。
现在他明白了，只有写不出来的作者，没有读不明白的读者。
回到酒厂时，已经夜深人静。他踩着昏黄的路灯往家里走，脑子里还盘旋着和陈秀芳聊天的内容。
但越想着，那些对话就好像越发遥远、模糊，而陈秀芳那张不大完美的面庞却越来越清晰。
他的脑海里闪烁着那两片不断翻飞的薄唇，那双认真的眼睛，那些象征着青春的粉刺，那条在夕阳里被漆成乌金色的长辫子。
他忽然很想伸手去摸一摸那根粗壮、油亮、健康的辫子，检查一下那里面是否长满了血管。
也许用剪子的刃轻轻一磕，就会飙射出热腾腾的鲜血，就像《生死疲劳》里的黄互助那样。
这念头使他分泌出丰富的唾液，咽下去又分泌出来，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
他心不在焉地打开家门，母亲韩家书迎上来，接过他的挎包：“啷个没去接幺妹？”
杨百川说：“我去了柏林一趟。”
韩家书忽然压低声音：“酒，啷个只送出去一瓶？”
杨百川有点心虚：“厂长没在。”
韩家书笑眯眯地说：“书记收了？那应该没得问题了。”
杨百川感到后颈如针扎般刺痒，用手一摸，原来是渗出了一层毛毛汗。他轻轻摆了摆头。
韩家书嘴角的笑意一下冻住了：“啥子意思？”
杨百川盯着母亲疑惑的面孔，顿了顿，说：“给贺萍了……”
韩家书眼珠子要迸出眼眶似的，惊叫道：“啥子诶？！贺萍？哪个贺萍？那个狐狸精？！”
杨百川心里一凛，知道母亲会有反应，但没想到反应会这么大。
心底的悔意像沸水一样慢慢地涨起来：我真傻，真的，哪有人向秘书行贿的……
“妈，啷个了？”幺妹已被韩家书的大呼小叫吸引出来，扒着门框探出半个身子。
韩家书脸上又硬生生挤出笑容，甩了甩手：“没得事，没得事，去看书嘛。”
待百云转身进了屋子，韩家书一手扭住杨百川的手腕，咬着牙低声说：“你娃疯了！走，去找那个堂客要回来。”
杨百川一听，连忙甩掉母亲的手：“送都送出去了，还要得回来？贺老师说了她有办法……”
话音还未落，韩家书就像要蹦起来似的：“你还喊她老师？！老子宁愿你老汉儿在鸡圈（监狱）里蹲着出不来，也不想靠那个堂客的下三滥手段！可惜了一瓶好酒哦！”
杨百川不知道她们之间有什么纠葛，不搭理母亲，想往屋里钻，却被韩家书双臂一张，拦住了去路：“去，给老子要回来！”
杨百川见韩家书双眼瞪得溜圆，悻悻地退到门外，也不打算再跟她多费口舌，干脆往楼下走去。
渝城的七月，即便到了晚上，也不会下凉。
走在软塌塌的柏油路上，热气顺着脚杆往上攀，从衣服下摆灌进怀里。
空气里弥漫着酒糟味，混合了一丝泡桐花的清香。
他当然不可能去贺萍家把酒要回来，多丢人。
他漫无目的地在厂区里转悠，脑海里思索着那篇小说的内容。
他忽然想到一个需要改动的细节，在身上摸了摸，当然没有笔，挎包也早在进门的时候递给了母亲。等他想到这些时，人已经快走到酒厂的大门。他突然灵机一动，孙伯伯那儿肯定有笔啊。
门卫老孙雷打不动地听评书，仿佛永远也不会腻。见有人来，他把声音调小：“诶，小杨，你咋个来了？”
杨百川胡诌说他晚上吃的太撑，出来散步消消食，想到小说情节了，又没带笔，想来借支笔。
老孙登时恭敬起来，从挂在床头的衬衫胸兜里掏出支钢笔，两指夹着笔杆递过来，就像是递了根卷烟。
竟然是一只“派克”，墨绿色的漆被磨得露出铜底，看起来年头不短。
杨百川说：“这是个老东西了哟。”
老孙咧嘴微笑，脸上尽是得意之色：“是该退役了！从日本鬼子手头缴的。”
杨百川心头一惊，不知道这老孙竟还是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心底升起一阵敬意。
“孙伯伯，我可以到里面写不？”
老孙一听，连忙说：“可以可以。”转身给杨百川开门。
评书的声音在身后嗡嗡响着，成了背景音的一部分。杨百川边改稿子，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老孙聊过去的事情。
他才知道老孙原来有这么多故事。
老孙原名德贵，原是豫北一带的人。但他那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却一点也听不出破绽。
他是一九一几年生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时候。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匆匆改嫁，他是由叔父拉扯大的。
1938年参军，台儿庄战役时，从鬼子军官的兜里掏出了这支派克，就一直跟着自己走，从不离身。
四三年返乡，村子没了，叔父也不知所踪。遂背井离乡流落重庆，靠拉黄包车度日，右腿被美军吉普撞残。
一二十年间，在各种活路之间辗转，挑粪、糊火柴盒、码头工、拉纤……什么都干过。
60年代在供销社偶遇了一个当年的战友，那小子已经混成了临江县委的干部，见他孤老无依，县酒厂的保安岗正好有个空缺，便把他安排来这里。
杨百川越听越觉得难过，这分明就是翻版的福贵。
天花板上的钨丝灯泡放射出黄疸病人似的晕光，照进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填满了他脸上深邃的沟壑，使人想到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
杨百川一直在那里写到后半夜。老孙出去溜达了一圈，回来无所事事，杨百川就让老孙眯一会，他帮忙看着。
直到换班的人来，杨百川才告辞，天边已翻起鱼肚白。
他径直往邮局走去。
一夜没睡，他不觉得困，反而兴奋异常。
他按照陈秀芳的建议，将整篇小说改成了第一人称，写到后头把自己都代入进去了，只觉得路实在太难走了，又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为民忧心、披荆斩棘的英雄。
他并没有把结尾的大团圆改成悲剧，因为他自己写得太难过了，不想让主人公看不到前方的路。他写的是改革文学，总得留个盼头不是？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他始终信仰这句话。
到了邮局，杨百川从裤兜里掏出一叠汗津津的毛票，买了八分钱的邮票和两分钱的信封，填信息时却犯了难，忘了问市作协的地址。
柜台后面是个跟韩家书差不多岁数的女人，蓄短发，正用指甲钳修着小拇指，头也不抬：“嘿，我还没看到过这么好笑的人。你要寄信，啷个会不晓得寄给哪个？”
杨百川想了想，又掏出五毛钱，说：“同志，麻烦给我本《十月》。”
他想到杂志的扉页上大概会有投稿地址和联系方式。
在三秒钟之前，杨百川还没打算直接莽国刊。
他原本要说的是《渝州文艺》，这是他们市里的文学杂志，扉页上的地址大概就是市作协的位置，到了柜台边却临时改了口。
为什么不能有点野心呢？先投水平最高的，被退稿了，就降档次再投。大不了多试几次。
这可是80年代，大部分杂志都缺好稿子，万一被他撞上了呢！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另一方面，杨百川虽然年龄没变，但明显感觉穿越后的身体要好得多。
穿越前，他经常犯困，又时常腰酸背痛，年纪轻轻就频繁出入盲人按摩场所，浑身“现代病”。
穿越到这个没受过手机荼毒、经常出外勤的身体里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健康。胃口好，视力佳，身材匀称，腿脚便利，脑袋灵光，熬一晚上一点不困，一宿就能改出一篇小说。
这条件，这身体，有太多试错的可能了！
柜台里那女的不紧不慢地找了一本《十月》，递给他，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男人翻开扉页，把上面的地址抄在了信封上。
女人瞪大双眼：“你，你要寄给《十月》？”
杨百川点点头。
女人忽地换了一副面孔，谄媚地笑着：“同志，你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