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川住在汉大附近的招待所里，八块钱一晚。
原本是双人间，可眼下已过了家长送孩子上学的时候，他就捡了个便宜，独占一间，住着宽敞又自在。
这下他能肆无忌惮地熬夜了，既不怕打扰别人，也没有鼾声扰民。
他泡了一壶浓酽的老鹰茶，一晚上没合眼，把《红花椒》改了两遍。
他虽然相信《红高粱》的实力，但还是多少参考了简绍华的批评意见，把自己读着都觉得过火的段落磨了磨，棱角没那么尖了。
第二天清早，他在招待所拨电话到韩家书的车间，喊母亲不用把稿子寄过来了。
韩家书嘴上数落他乱花钱，说打啥子电话嘛，贵得咬人，语气里却溢着笑，说有个他的包裹到了，封皮上印着红彤彤的“《渝州文艺》杂志社”。
杨百川一听，心中大喜，想来是《一个人的中国》终于见刊了。
他撂下电话，付了十块钱，顾不上肉疼了，撒腿就往门外跑。
他记得招待所旁边就有一家新华书店，印象里门头不小，估计除了国刊，也会有各省比较重要的刊物。
果不其然，最新一期《渝州文艺》就好好地躺在货架第二排，挤在《巴蜀文艺》和《芙蓉》中间。
他赶忙抓起一本，还没翻开，就看见自己的名字印在封面上，用的还是加粗黑体。
翻到目录，瞧见“杨百川《一个人的中国》/2”底下，还有一行仿宋字，标题是《新历史的写法——论杨百川一个人的中国》，署名为余启东。
原来是余老师亲笔写的评论文章！
杨百川心头一热，拿食指在舌尖上沾了沾，翻到小说那页。
竟还配了张插图。
是木刻版画的样式，一个瘦嶙嶙、筲箕背的老头侧身站着，面光的那一侧，露出如竹席般的肋骨。
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比人的身体更加庞大，恰如历史与个体的关系，和他小说的主题十分契合。
杨百川心里满是感动，《渝州文艺》对自己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
即便在多年以后，成名成家的杨百川仍对《渝州文艺》念念不忘，也时常在各种场合谈到这家杂志“不厚名家，不薄新人”的做派。
他把那里当做自己文学道路的起点，也当做受挫时能依靠的港湾。
换句话说，那里就是他在文学上的家了。
又翻到余老师的那篇评论，细末地读了一遍，文中尽是溢美之词，还借了别的学者评朦胧诗的话术，把这篇小说也视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文章里还提到了“新历史主义”这个词。
余启东的看法是，《一个人的中国》没写那种宏大的历史故事，反倒把目光落到普通人的记忆和命运上，借着以往被忽视的视角，重新拼凑出不一样的历史面貌。
他还提到了法国的哲学家福柯，觉得这小说跟福柯的“历史是权力话语建构”的理论不谋而合，借着文学写作，揭开了权】力对历史记忆的塑造，让人看到历史书写所包含的主观成分和篡改痕迹。
杨百川越读越觉得心惊。
穿越前的那个世界里，这些观点分明是90年代才冒出来的，那时兴起了一个叫做“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浪潮，《白鹿原》就是代表作之一。
可现在才1981年啊，余启东的文章里竟明明白白地提出了“新历史主义”，甚至与穿越前这理论的来源和内涵都一模一样……
难道说，杨百川写的这些小说引发了蝴蝶效应！
不管了。
杨百川现在的心情使他没法想这么多，一门心思要冲到百云的宿舍楼下，跟幺妹报喜。
头天两人分别时，约好了中午十一点一起吃饭，下午再四处转转。
等杨百川赶到女生宿舍楼时，幺妹已经等得有些冒火了。
正准备发作，杨百川却扬了扬手里那本红封皮的杂志，扯着嗓子喊：“噫！好了！我中了！”
百云一头雾水：“中什么啦？”
“小说噻，你哥我发表咯！”
百云接过杂志，瞧见封面上，杨百川的名字气派地排在几个作家的前头，也开心地笑起来：“请客咯~”
“走嘛！”
在火车上时，毕焕吾推荐过一家火锅鸡，就在牌坊外面没多远，很好找，因为招牌上画了只伸长脖子打鸣的公鸡。
这是江城为数不多的个体餐馆之一。
1980年9月，燕京发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标志着个体餐馆合法诞生。到1981年，个体餐馆如春笋般在城市里涌现。
这家火锅鸡是上半年才开的张，据说老板是沧州人，做法很正宗。
毕先生说他不晓得正不正宗，反正就晓得吃，一讲起那火锅鸡的肉质和滋味，喉结都跟着动了动。
两人已经基本摸熟了汉大的主路，一路摆着龙门阵，往牌坊那边走。
还没到地方，就远远望见乌泱泱的人群排着长队。
两兄妹排了一个多钟头才吃上饭，出来时已经下午两点了。
这倒正合杨百川的心意。他打算去趟文学院，找毕焕吾老师，把自己的两篇小说都给他看。两点钟，正好是老师们午休结束的时间。
他们敲响毕焕吾办公室的门。老教授见是他俩，脸上笑微微的，连忙把他们迎进屋里。
刚推开门，一股浓烈的木头味就钻进鼻子。等走进去才晓得，那是书的气味。
杨百川一看就愣住了，毕焕吾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进门处只留了一条小径，两边都是成摞的杂志和旧书。
屋子当间摆了一张宽阔的桌子，桌面铺着块泛绿的玻璃，上头也摞着书和稿纸，大概有四五堆，七零八落地垒作了三合院的模样。
“哎呀，有点乱，你们自己找地方坐啊。”
毕焕吾冲他们笑笑，又自顾自坐回办公桌边，伏案写作。
杨百川立在原地：“毕老师，我拿来了两篇稿子，想请您过目。”
说着就迈步上前，像涉过溪流一样艰难地挪到桌边，将《红花椒》的手稿和《渝州文艺》叠在一起，轻轻地搁在桌上。
毕焕吾摸起桌上的老花镜戴上，拿过稿子，先随意瞟了一眼，随后抬起头，笑盈盈道：“你发《渝州文艺》啦？”
杨百川得意地点了点头。
“还有评论。余启东……小余还给你写评论了？很不错嘛！”
毕焕吾彻底把手里的活抛在一边，专心致志看起杨百川的小说。
杨百川退回门边，跟百云一起肩挨肩坐在沙发上。
那里像是特意留出来一片空位，两边堆着高高的书，如两道山壁似的夹出条峡谷。
杨百川随手抽出旁边一本书，封皮上印着醒目的红字，“仅供内部参考批评”，底下的书名和作者缩得小小的，是林语堂的《剪拂集》。
他眼睛一下亮了，这可是好东西啊！
林语堂的书在后世能随便买到，但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大规模出版，也就搞文学研究的能拿到内部参考本。
大概要到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掀起来了，林语堂这样的人才会被大陆文学界重新发现。
“重写文学史”，顾名思义，就是重新书写文学史，抛弃五六十年代对文学的评判标准，树立一批新的标杆。
这种思潮能追溯到80年代中期，那会儿提倡思想解放，学术也在转型，对丁玲、柳青这些曾经被打倒的作家，进行了重新定位，对《青春之歌》这些作品也进行了再评价。
后来这个浪潮慢慢扩大了，以前被视为小资趣味甚至罕见的作家，也有学者跳出来，说要重新评估他们的文学价值。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这些人才冒出头。在过去，他们写的东西和提倡激昂高亢、为工农兵服务的主流文学是错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也没法出版。
甚至还有些“丧心病狂”的学者，说中国现代文学只有三个半作家，“三个”分别是张爱玲、钱钟书、张天翼，而鲁迅只算半个，这就是在扯淡了。
杨百川翻着手里的《剪拂集》，眼睛扫过书页，其实一个字都没看进去，琢磨着要是能把这些书保留到后世，不知道能卖多少钱。
突然，毕焕吾的声音越过书山，飘然而来：“小杨啊。”
杨百川一下立正了，走过去：“毕老师。”
“我看完了。很好，很好……我尤其喜欢这篇《一个人的中国》，小余的评论基本说透了，也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杨百川随口客套了几句。
毕焕吾眼睛还黏在那本《渝州文艺》上，沉默了一阵，突然扬起脑袋，盯着杨百川：“你说，我们要不明年就开作家班，咋样？”
毕焕吾显然没在征求他的意见，继续说：“现在社会慢慢放开了，青年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施展。小杨啊，你让我看到了作家班开办的可能性和意义。”
杨百川点点头，心里想的却是，作家班压根儿培养不出什么作家。
不过他什么也没说。虽然对培养作家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对作家往后的发展却是大有好处的，毕竟学校能提供发表作品的资源嘛。
毕焕吾把手里的杂志一放，严肃地讲：“小杨，你现在就给我个准话，你来不来汉大。你要是来，我就录你，明年秋天就来报道。”
杨百川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对方说的话，身后的百云已经“啊”的惊叫出声。
啥子诶，我这就拿到名校的off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