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徐一睿教授的大作《战争与财政》一书即将出版，嘱托我写一篇序言。我既感到惶恐，似乎自己并没有资格为他人的著作写序，又觉得义不容辞，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在财政政治学与财政社会学领域受益于一睿教授，他也先后为我主持的译丛翻译了4本书。最终恭敬不如从命，勉力为之。

一

战争、财政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财政社会学关注的重要主题。一睿教授用约20万字，聚焦于地缘政治与国家兴衰这一主题，探索战争财政在其中的角色。战争与财政二者之所以产生关系，是因为行政机构（特别是其中的财政机构）为了军事行动，需要不断地设法筹集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如果军事行动长期地进行，那么行政管理方式、国家政治制度甚至经济社会运行方式都会因筹集资源的行动而改变。就此主题，学界至少产生了两条互不排斥的路径，不同的学者在研究时各有侧重。

第一条是公共管理的路径，即探讨财政为战争行动筹集军费的不同方式。进一步而言，在历史上，同样处于战争的背景下，为什么有些国家越打越强，国家实力伴随战争而增强，而有些国家却越打越弱？在军事财政史中，这样的管理问题事实上早已得到反复的讨论；而且只要现实中战争不消失，该问题就会继续得到关注。我们能够看到的案例有：战国时期的秦，因军功爵位制和什伍编户制等制度能够有效地动员人力与物力，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但统一天下后很快二世而亡；三国时期的蜀汉，财政上除了征收部分田赋收入外，大量收入来自盐铁和蜀锦的专营，市场潜力有限、长期效率低下，国家实力伴随战争不断地削弱。在一睿教授的《战争与财政》一书中，分别讨论了英国和日本的战争财政策略：前者在议会同意下通过普遍征收工商税、举借公债，以及利用殖民地资源，最终取得帝国扩张的成功；后者通过提高税收、发行战争债券来支持军事行动，相对于同时的清代中国和沙皇俄国而言财政制度更加有效，因此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不断展开的军事行动以及议会和公众无法有效地控制军事开支，又最终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遇惨败。

第二条是政治学的路径，即探讨国家如何因财政力量的塑造而成长，甚至因此走向现代。这样的理论议题所体现的财政手段、军事能力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早在财政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中就得到比较充分的讨论。《新财政社会学》一书的编者将此传统称为财政社会学的第三条学科脉络，并指出此脉络揭示税收的社会后果主要是它对军事征服的重要性。(1)在《战争与财政》一书中，一睿教授运用了约翰·布鲁尔提出的财政军事国家概念来描述英国，认为英国长时期准备战争或从事战争对财政收支构成了压力，为了应对压力，更有效地筹集财政资源以供应战争，英国国家制度变革频繁，最终率先成长为现代国家。对于其中的因果关系，琳达·科利也有解释：“在一个战争耗费越来越大的时代，发布革新的国家法律文本以更好地吸引多数臣民，确保国家的武装力量与税收，同时以某种关乎自由与福利的保障作为回报，对某些欧洲君主来说，不失为一种谨慎的做法，也是值得冒险的赌博。”(2)

二

对于战争与财政这样的主题，一睿教授特别运用了英国和日本两个案例，为我们详细展示了其中的历史过程与理论逻辑。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除了用历史故事说理带来的强可读性之外，一睿教授的著作在地理范围上扩大到少有著作涉及的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时间范围上从早期近代扩展到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在战争形式方面也从传统的热战扩充到非传统战争的形式（如贸易战、技术战）。从这一系列精彩的论述中，我至少得到两个启示。

第一，认识到时代的不同对于战争与财政的影响。在一睿教授的书中，我们既看到了近代英国从18世纪开始，因内部制度建设的成功而走上帝国扩张、殖民地掠夺的道路，并取得丰厚的利益，又看到了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化，在19世纪末同样走上这条道路的日本，不但给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灾难，也让本民族陷入深渊。进一步地，我们更要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时代又发生了变化，就像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政治家强调的，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虽然我们要牢记古人所说的忘战必危的教导，但我们更要警惕好战必亡的教训，同时还必须看到，当今的战争更多地可能会以贸易战、技术战等非传统形式展开。财政对于战争的支持，可能再也不是传统的大造坚船利炮以秀肌肉，而是采用非传统形式，在和平主义前提下巩固贸易地位、推动技术创新。

第二，加强议会审议预算的制度建设以赢得国家与社会在利益与价值两个方面的共容。通过英国与日本两个案例的对比，一睿教授展示了能否建立议会有效约束政府的财政制度，决定了战争财政的成败以及国家建设的方向。在立宪君主制下，英国由议会民主投票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构成的政府，在利益和价值上同社会高度相容：首先，国家通过高明的税收手段和高效的行政机构，将工商业资源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依此打造出强大的军队，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获得了大量殖民地、战利品和自由通商特权等；其次，社会空间中工商业的巨量商品有了倾销的渠道，金融家们也能够将业务活动拓展至海外各国以赚取利润，凡此种种都切实符合国内各类群体的利益，尤其是有利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最后，特别地，借助于民主决议的议会制度，国家和社会在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上达到了那个时代最大限度的共容，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长久地保持正当性。而日本，按照一睿教授的说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议会制度，虽然比起西方民主国家先天不足，但还是发挥了通过预算审议来监督政府的作用，包括审查和削减不必要的支出。由此那时的日本达到国家和社会一定程度的利益与价值共容，军队得到了比较强大的财政支持，能够长期作战并始终具备较高的士气。但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由于预算内容基本不透明，提交审议的预算细节极为粗略，议会无法对战争支出进行精细的审查和监督，公众无从了解这些资金的具体用途，更无法对军费使用情况进行负责任的监管。所以，日本之所以走上大规模对外侵略的道路并最终遭遇失败，其中一个无可回避的原因，便是不能建立起议会审议预算的制度。

三

当今的中国，面临着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效地应对贸易战与技术战等非传统战争形式。为应对这样的局面，各学科都在做出自己的知识努力。相对来说，我们财税学者应该更加努力，这不但是因为战争、财政与地缘政治、国家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正如一睿教授在书中所展示的，而且还因为如果有危机发生的话，那所有的危机最终都会转化为财政危机。《战争与财政》一书在此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提供了宝贵的教益，因此这本书值得阅读，一睿教授的努力值得称赞。吾辈财税学者也当见贤思齐，深入研究财政与国家关系这一主题，为这个时代的中国贡献本学科的力量。

刘守刚

2024年9月

(1) ［美］艾萨克·威廉·马丁等编：《新财政社会学：比较与历史视野下的税收》，刘长喜等译，刘守刚校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2页。

(2) ［美］琳达·科利：《战争、法律与现代世界的形成》，姚军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