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礼记》成书考释（二）——论《礼记》一书的编者及年代

据传世文献，最早论及《礼记》编纂的是郑玄。其后，众说纷纭，然而不外乎七说：戴圣编纂说，叔孙通编纂说，成于六国说，汉人伪托戴圣编纂说，马融、卢植删定说，汉儒编纂说，河间献王之徒编纂说。

一 戴圣编纂说

此为诸说主流，周予同曰：“ 《礼记》一书，不见于《汉志》；它的内容的来源，学者间的意见也未一致；但这书为小戴所纂集、所传授，则大概没有疑义。”[137]此说源于郑玄《六艺论》，孔颖达《正义》卷首解题引之曰：

《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138]

二戴《礼记》取自何书，彼此有何关系，郑氏皆未明言。后世一般认为，二戴《礼记》应采自先秦流传下来的各种古文《记》，以及汉兴以后礼家为了适应大一统政治需求而推《士礼》所撰的一些《记》文等。对于二戴《礼记》编纂的方式及其相互关系，具体有小戴删大戴、二戴各自采辑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成书与大、小《戴记》分别取自多种文献编纂而成三说。

（一）小戴删大戴说

认为戴德删古文《记》二百四篇（一说删百三十一篇）成《大戴礼记》八十五篇，戴圣又删《大戴礼记》成《礼记》四十九篇。晋人陈邵为此说始作俑者，陆德明《释文序录》引其说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139]其后，《隋志》敷衍其说，又因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减去《大戴记》为四十六篇，非四十九篇，遂生发马融补充三篇之说[140]。

唐宋学者多延续此说，如徐坚《初学记》持小戴删大戴说，又谓“戴德删自《后氏曲台记》一百八十篇”[141]，显与《汉志》 “《曲台后仓》九篇”抵牾。杜佑《通典·礼序》曰“戴圣又删大戴之书”，而与前人相比，杜说又有三异：一曰《记》之总数为“二百二篇”；二曰“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七篇”，而非四十六篇，曰马融“又定《月令》 《明堂位》”二篇，而不含《乐记》；三曰“《王氏史记》二十篇”,《汉志》 《隋志》皆曰“《王史氏》二十一篇”[142]。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礼记》二十卷”条，亦认为小戴删大戴而成书[143]。时至清初，坚持“小戴删大戴”之说者仍为主流。如陈廷敬《三礼指要》: “小戴之书，先王之遗训犹存，往行前言，彬彬可考焉。盖掇取《大戴》之精华，为一家之记述。”[144]江永《礼记训义择言》:“ 《礼记》一书，裁自小戴，马融附益之，凡四十九篇。”[145]

乾嘉时期，考据学尤盛，始有怀疑并驳斥“小戴删大戴说”者。纪昀、戴震等四库馆臣及其后陈寿祺、王聘珍、朱彬、沈钦韩、皮锡瑞等，皆认为“小戴删大戴”及马融足三篇说毫无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礼记正义》六三卷”条：

今考《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末必云此于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乐记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于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佑、高诱、郑玄、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146]

纪昀等的结论是，“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戴震比较大、小《戴记》指出：

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今是书传本卷数与《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殆因所亡篇数傅合为是言欤？其存者，《哀公问》及《投壶》,《小戴记》亦列此二篇，则不在删之数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见于《祭义》,《诸侯衅庙》篇见于《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于《聘义》,《本命》篇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于《丧服四制》。凡大、小《戴》两见者，文字多异。《隋志》已前，未有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者，则《隋志》不足据也。所亡篇数不存，或两见实多耳。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间所存已仅三十九篇。[147]

然而，仍不乏持“小戴删大戴”说者，如王鸣盛所撰《夏小正补注序》曰：“先儒记《礼》二百四篇，戴德删之为《大戴礼》，戴圣删之为《小戴礼》。”[148]清人任启运[149]，今人刘师培[150]、蒙文通[151]等，亦主此说。

（二）二戴各自采辑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成书说

此说以钱大昕为代表，认为二戴分别编辑《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和《小戴礼记》四十六篇，二者篇数正合一百三十一篇。《廿二史考异·汉书四卷》“艺文志”条曰：

郑康成《六艺论》云：“戴德传《礼》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此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传而言。《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 《檀弓》 《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卅一之数。《隋志》谓《月令》 《明堂位》 《乐记》三篇，为马融所足，盖以《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二十三篇别见《艺文志》，故疑为东汉人附益。不知刘向《别录》已有四十九篇矣。《月令》三篇，小戴入之《礼记》；而《明堂阴阳》与《乐记》仍各自为书；亦犹《三年问》出于《荀子》; 《中庸》 《缁衣》出于《子思子》；其本书无妨单行也。……考河间献王所得书，《礼记》居其一。而《郊祀志》引《礼记》,……《梅福传》引《礼记》,……《韦玄成传》亦引《礼记·王制》 《礼记·祀典》之文，皆在四十九篇之内。《志》不别出《记》四十九篇者，统于百三十一篇也。[152]

钱玄驳斥其说曰：“按钱氏以《大戴记》八十五篇、《小戴记》四十六篇，正合古文《记》一百三十一之数，因此有这种说法。其不足信，又与第一种说法相同（小戴删大戴说），如除去大、小戴《礼记》中相同的篇目，则又与一百三十一篇不合。”[153]而李学勤则认为钱氏所论“很可能是对的”：

大、小戴《礼记》的形成均在西汉。……《礼记正义》所引郑玄《三礼目录》，于小戴四十九篇之下逐一征引刘向《别录》，说明诸篇分属于制度、通论、明堂阴阳、丧服、世子法、祭祀、乐记、吉事中的哪一类。由此可见，西汉晚期刘向整理书籍时，《礼记》有这样四十九篇。……刘向《别录》也提到《大戴礼记》。……（钱大昕）指出“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篇之数。”这很可能是对的。《经典释文·序录》引《别录》曾说古文《记》有二百四篇，《汉志》为什么只作一百三十一篇？看来《汉志》只是将大、小戴《礼记》合计在一起，也没有考虑其间重复的问题。因此，有学者怀疑《汉志》何以未见二戴《礼记》，也就有了答案。……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154]

李先生认为二戴《礼记》皆源于古文《记》百三十一篇，“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无戴圣删《大戴礼记》成《礼记》之事。

（三）大、小《戴记》分别取自多种文献编纂而成说

此说可以吴承仕、蒋伯潜为代表。吴氏认为二戴《礼记》各自取材于九类文献，古文《记》百三十一篇仅为其中一种：“二戴撰《记》各不相谋；孰先孰后亦无明据。今综核众说，断以己意，则有六事应说”：一事，二《戴记》所采辑，“一为礼家之《记》，即古文《记》百三十一篇及《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等是” “二为乐家之《乐记》” “三为《论语》家之《孔子三朝记》” “四为《尚书》家之《周书》” “五为九流之儒家” “六为九流之道家” “七为九流之杂家” “八为近代之作” “九为《逸礼》”。二事，“二戴各自撰《记》，本不相谋，故不嫌重复”。……四事，“二戴所录既是杂书，则作者后先相去甚远”。又曰：“以近世书部相况，则《记》百三十一篇者犹稍古之丛书，其中篇目容与他单行书、他丛书有复重者。二戴之《记》则犹晚出之丛书，其所采会即本之稍古之丛书，并删取各家单行之书，以自成一部，而二家所录自不嫌互有异同也。”[155]蒋伯潜认为《礼记》由戴圣取自五种文献：

按《隋志》所云“《明堂阴阳记》五种”，即《汉志》“礼类”之《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类”之《乐记》二十三篇，“论语”类之《孔子三朝记》七篇；并《记》百三十一篇，五种合计二百十五篇。《隋志》刘向校书所第叙者为百三十篇，故合计为二百十四篇。陈邵云二百四篇者，疑脱一“十”字。据此，则二戴采辑之范围不限于百三十一篇之记，不得以《大戴记》八十五，加《小戴记》四十六篇，恰合百三十一篇之数了。……总之，《礼记》四十九篇，乃戴圣采辑《记》 《明堂阴阳》 《王史氏》 《乐记》等五种中之单篇文章而编成的。[156]

二说皆颇有道理，值得参考。认为《礼记》由戴圣编纂的经学家还有孔颖达、郝敬、王夫之等，而对于大、小《戴记》有无删取关系，似避而不言。郝敬《读礼记》: “是书汉儒戴圣所记，多先圣格言，七十子门人后裔转相传述，非出一手。”[157]王夫之《礼记章句》: “《礼记》者，汉戴氏圣述所传于师，备五礼之节文而为之也。《周礼》 《仪礼》古礼经也，戴氏述其所传，不敢自附于经，而为之记。”[158]李曰刚《礼记名实考述》对《礼记》成书问题提出“辨正三事”: “第一，二戴取材广泛，兼及逸礼诸子，不限古记五种”; “第二，二戴各自为政，既非先后递删，又非彼此互补”; “第三，小戴原具四十九篇，《月令》等三篇非足自马融”[159]。此说大体符合二戴《礼记》的成书历史。

此外，还有认为《礼记》系戴圣采辑《孔子家语》等文献而成书者。《文献通考》 “《孔子家语》十卷”条载博士孔衍奏言曰：“又戴圣皆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记》。今见已在《礼记》者，则便除《家语》之本篇，是为灭其原而存其末也，不亦难乎！”[160]此说影响不大。

二 叔孙通编纂说

最早提出叔孙通编辑《礼记》的是魏人张揖，《上广雅表》曰：“臣闻昔在周公，……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161]谓周公著《尔雅》、叔孙通撰《礼记》，皆不知其所据，且汉初“礼记”一词实指《仪礼》。然而，此说影响较大。清陈寿祺发挥此说曰，“然百三十一篇之《记》，第之者刘向，得之者献王；而辑之者盖叔孙通也。魏张揖《上广雅表》曰：‘……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通撰辑《礼记》，此其显证。稚让之言，必有所据。……通本秦博士，亲见古籍，尝作《汉仪》十二篇及《汉礼器制度》，而《礼记》乃先秦旧书，圣人及七十子微言大义赖通以不坠，功亚河间”[162]，认为叔孙通纂辑《礼记》，二戴是在叔孙通纂辑的基础上“各以意断取”而已。皮锡瑞亦曰：“ 《礼记》为叔孙通所撰，说始见于张揖，揖以前无此说。近始发明于陈寿祺，寿祺以前，亦无此说。寿祺引臧庸说以证《礼记》中有《尔雅》，尤为精确。”[163]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曰：“手编《礼记》者谁耶？……惟魏张揖《上广雅表》云：‘……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揖言必有所据。然则百三十一篇之编纂者或即叔孙通也。”[164]曰“揖言必有所据”，实不知依据何在。梁氏《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论《礼记》曰：“它是七十子的后学，尤其是荀子一派，各记其师长言行，由后仓、戴圣、戴德、庆普等凑集而成的。它的大部分在战国中叶和末叶已陆续出现，小部分是西汉前半期儒者又陆续缀加的。”[165]所言自相矛盾。

高明曰：“最初的纂辑者，据张揖《上广雅表》所说，是叔孙通。最早的而见于著录的，是刘向《别录》所载的‘古文《记》二百四篇’和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的‘《记》百三十一篇’。后仓论礼，有《后氏曲台记》一书。后仓的弟子戴德所辑论礼的文字，有八十五篇，叫做《大戴礼记》。后仓的另一弟子戴圣——他是戴德的侄子——所辑论礼的文字，有四十九篇，叫做《小戴礼记》，这就是现在通行的《礼记》。”[166]可视作戴圣编纂说与叔孙通编纂说之折衷。

三 成于六国说

此说以清人丁晏为代表，其《礼记释注》 “《礼记》六国时作论”条有详细论述[167]，上文已引。丁氏由《礼记》内容入手考察其成书，是合理的，而把其四十九篇看作一个整体来讨论成书，其说难以成立。蔡介民曰：“丁氏所云，似是而非，所举证例，多不确凿。如《汉志》所谓七十子后学者，乃不定辞，焉能如丁氏所云，必为六国时人，汉儒即不可乎？”[168]其实，“七十子后学”不仅包括“六国时人” “汉儒”，还应包括主要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门第一代弟子。

四 汉人伪托戴圣编纂说

此说代表人物有清人毛奇龄，今人洪业、朱自清、王文锦、钱玄等。毛氏《经问》:“ 《礼记》无戴圣集成之事。戴圣受《仪礼》，立戴氏一学，且立一戴氏博士，而于《礼记》似无与焉。今世但知《礼记》为《曲台礼》《容台礼》，为《戴记》，而并不知《曲台》 《容台》与《戴记》之为《仪礼》。……若《礼记》则《前志》只云‘《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礼记》未成书时底本，然并不名《礼记》，亦并无二戴传《礼记》之说。……二戴为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且二戴何人，以向、歆所校定二百十四骤删去一百三十五篇，世无是理！”[169]洪业《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渊源考》：

两汉学者所传习之《礼》，经有三而记无算。

……案小戴所执者《士礼》，东汉谓之《今礼》，其文皆今文也。倘于《士礼》之外，小戴别传有《礼记》以补益其所传之经，则其《记》亦当皆从今文，而不从古文。今试以《仪礼》郑《注》所举之今文、古文，就《礼记》校之，其从今文者固多，然而亦不尽然。其最可注意者：《仪礼·士冠礼》末段之《记》，全文亦见于《礼记·郊特牲》之中。《仪礼》本中“冠而字之”，郑《注》云：“今文无‘之’。”“章甫殷道也”，郑《注》云：“‘甫’或为‘父’，今文为‘斧’。”《郊特牲》所载者，全同古文，有“之”而为“甫”。使《礼记》果为戴圣所辑录以传者，其本岂得如此？刘歆于哀帝初年移书责太常博士，诋其报残守缺，抑拒《逸礼》。歆所为《七略》又以《逸礼》及《明堂阴阳》等书傲后仓门徒。乃今《礼记》既收有《明堂阴阳》中之《月令》及《明堂位》，复有《逸礼》如《奔丧》《投壶》及《衅庙之礼》等篇，此等岂似戴圣所辑录以传世哉？……故曰后汉之《小戴记》者非戴圣之书也。

……大之者，以其书中所收辑者，较戴《记》为多耳。“大戴礼”者，犹云“增广戴礼”欤？……疑四十九篇《小戴礼》之称，殆起于东汉之后，如晋人陈邵辈所为者也。[170]

此说影响很大，朱自清《经典常谈》全面继承其说：“汉代经师的家法最严，一家的学说里绝不能掺杂别家。但现存的两部‘记’里都掺杂着非二戴的学说。所以有人说这两部书是别人假托二戴的名字纂辑的；至少是二戴原书多半亡佚，由别人拉杂凑成的。”[171]钱玄亦曰：“现在的大、小戴《礼记》，其成书既不在西汉，则必在东汉。”[172]王文锦也认为二戴《礼记》成书当于二戴之后至东汉中期，一为八十五篇、一为四十九篇，故名大、小戴《礼记》[173]。以篇数多少而命名为“大小”，实不足信，如《诗经》大、小《雅》即未依篇数而定名。

杨天宇指出，洪业之说“主要有两条看似无可辩驳的证据”：其一，“《说文》引《礼记》辄冠以‘礼记’二字，独其引《月令》者数条，则冠以‘明堂月令曰’，似许君所用之《礼记》，尚未收有《月令》，此可佐证《月令》后加之说也”；其二，也是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戴圣是今文《礼》学家，如果他“别传有《礼记》以补益其所传之经，则其《记》亦当皆从今文，而不从古文”。杨天宇分别驳斥曰：

今考《说文》所引《礼记》，并无一定义例，情况较为复杂。……洪氏所谓《说文》引《礼记》而皆冠以“礼记”二字之说，并不符合事实。又考《说文》全书，凡十一引《月令》之文，……并非皆冠以《明堂月令》，而以此作为许慎所用《礼记》尚未收有《月令》的证据，又从而说明戴圣并未纂辑四十九篇《礼记》，也就不能成立了。

认为汉代今古学两派处处立异，“互为水火”，不过是晚清学者的看法。……其实汉代的今古文之争，是纯粹的学术宗派之争，并不带政治斗争的性质。……古文经的提出以及今古文之争，发生在哀帝建平元年刘歆奏请朝廷为古文经立博士之后，前此并无今古学的概念，更无今古文之争。所以遭秦火之后，经籍残缺，而孤陋的博士们，因不敷大一统王朝之需而于所可能发现的、出于山岩屋壁的古文经记，皆“贪其说”而抄辑之以为己用，本是很自然的事，并没有门户之见从中作梗。由此可见，今古文之争未起，而生当武、宣时期的大、小二戴所抄辑的《礼记》，混有古文经记，并不足为奇。……洪业因为《礼记》中混有古文，遂否认作为今文《仪礼》博士的戴圣辑有《礼记》，是不能成立的。[174]

杨先生的辩驳有理有据，值得信服。

五 马融、卢植删定说

蔡介民认为《礼记》成书于东汉末：“ 《礼记》一书，……班固前已有类似今之《礼记》之礼学丛书，可以断言。……至于东汉末马融、卢植等，重加删定，益简蠲繁，以成今之四十九篇之《礼记》。”[175]蔡先生的结论是：“ 《礼记》与二戴，绝无关系；其成书年代，亦绝非西汉或西汉以前”,“其编为今篇，与今《礼记》无以异者，……余以为非西汉之二戴，乃东汉之马融、卢植也”[176]。日人武内义雄《两戴记考》认为，《礼记》历经戴德、戴圣、刘向、马融增删而成[177]。按二说多推测之意。先秦两汉文献以手抄形式传播，加之学派观点不同，文字内容、篇章结构上有所出入甚至讹误，都是可能的。马融、卢植、郑玄作为通儒，整理并注解《礼记》，对其加以校定是必然的，对其文字甚至某些篇次有所改定、调整也是可信的，但不能据此认为他们是编纂者或删定者。

六 汉儒编纂说

此说或为谨慎故，笼统曰“汉儒”而不具言姓氏。以朱彝尊《经义考·礼记二》所录诸说为例：

张说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

李清臣曰：……今之《礼经》，盖汉儒鸠集诸儒之说，博取累世之残文，而后世立文之于学官，夏、商、周、秦之事，无所不统，盖不可以尽信矣。

程子曰：《礼记》杂出于汉儒，然其间传圣门绪余，其格言甚多。

罗璧曰：盖汉儒本欲补圣人之言以明道，但未折衷于圣人，记不免杂，礼不免凿也。[178]

李清臣所谓《礼经》，即《礼记》。

七 河间献王之徒编纂说

此说以《旧唐书·礼仪志》为代表，其以“三礼”、《大戴记》皆河间献王之徒所辑：“河间博洽古文，大搜经籍，有周旧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礼》十七篇。王又鸠集诸子之说，为礼书一百四十篇。后仓、二戴，因而删择，得四十九篇，此《曲台集礼》，今之《礼记》是也。”[179]云大、小《戴记》皆取自献王之徒所辑诸子之说而成的“礼书一百四十篇”，且以《曲台集礼》为《礼记》，不知所本。任铭善亦曰，“大抵以此书为出于河间献王之徒”[180]。此说影响也不大。

孔颖达《礼记正义·乐记》解题：“按《艺文志》云：‘……河间献王好博古，与诸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云乐事者，以作《乐记》事也。其内史丞王度传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乐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二十四卷《记》，无所录也。”[181]戴震《河间献王传经考》:“ 《景十三王传》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 《尚书》 《礼》《礼记》 《孟子》 《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大、小戴传《仪礼》，又各传《礼记》，往往别有采获，出百三十一篇殆居多。……又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作《乐记》。成帝时，王禹献二十四卷《记》者是，《汉志》题曰‘《王禹记》'，以别《乐记》二十三篇也。”[182]既然献王与诸生所撰《乐记》与《礼记·乐记》不同，故云《礼记》为献王之徒所撰实难信服。

《礼记》成书，聚讼不休近两千年，归根结底是缺乏对其编纂者及编纂过程的明确记载。两汉以来，学者讨论《礼记》成书，基本上是根据只言片语甚至含混不清的材料互证或推测。这样以古书论古书，终究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近几十年来，一系列新出土文献问世，尤以 1993年出土、1998 年整理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与1994 年整理出版的《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简》最为轰动。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与“重写学术史”的口号：“晚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很大程度上是对学术史的怀疑否定，而这种学风本身又是学术史上的现象。只有摆脱疑古的局限，才能对古代文明作出更好的估价。”[183]郭店简、上博简中的《缁衣》篇与《礼记·缁衣》篇内容基本一致，上博简《民之父母》基本同于《礼记·孔子闲居》。《性自命出》《六德》 《内礼》等篇，与《礼记·乐记》 《丧服四制》 《内则》等关系密切。据此，李学勤、杨天宇、姜广辉、吕友仁、彭林、王锷等皆力证戴圣编纂《礼记》说。

王锷以传世材料并结合以上新出土文献，采用“二重证据法”考证认为，《礼记》具体各篇，作于春秋末至战国中晚期和晚期，即成篇于秦汉以前，“是后仓弟子戴圣所编纂，编纂时间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前 51）以后，汉成帝阳朔四年（前 21）以前的三十年中”[184]。所列十条理由，令人信服。并认为大、小《戴记》是“戴德、戴圣分别从《记》百三十一篇、《曾子》《子思子》 《孔疏三朝记》 《明堂阴阳记》等文献中删辑而成”[185]。姜广辉认为《礼记》成书的上限：“从韦氏（玄成）等人的奏章来看，小戴《礼记》似应成书于元帝永光四年以后。在此年以前出现的《礼记》辑本，肯定有后仓《曲台记》，可能还有《大戴礼记》。”又由成帝初即位，匡衡、王商等人先后上疏，称引《礼记》文字，推断《礼记》 “成书于汉元帝永光四年至五年之间（前40 至前39）”: “后仓《曲台记》应成书于武帝末期至宣帝初期，《大戴礼记》可能成书于宣帝中期，《小戴礼记》约成于元帝永光四年至五年之间。至成帝末期，始有刘向《礼记》问世。”[186]

吕友仁参考新近出土文献考察古今诸说，对包括《孟子》、《荀子》、《新语》、《新书》、《春秋繁露》、《盐铁论》、《淮南子》、《石渠礼论》（辑本）、《史记》（西汉宣帝以前）、《汉书》（西汉宣帝以前）十种文献征引《记》文的具体情况，进行逐一考稽[187]，认为“汉宣帝甘露三年的石渠礼议会议，对于确认《礼记》的编者是戴圣和《礼记》编成的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系”,“石渠礼议之时，就是小戴《礼记》公开发表之时。至于其成书，还应该略早于此”，并提出了三条依据：一是参加石渠礼议会议的萧望之、韦玄成、梁丘临、闻人通汉和戴圣五人中，“只有戴圣一人是‘以博士论石渠’，换言之，只有戴圣一人是以《礼经》专家身份预会的”。二是此次会议上，有萧望之、戴圣、闻人通汉与一位失其姓名者，四人于议礼之际称引《记》文，“四人称引的《记》文文字，不约而同地都和今本《礼记》的文字一致。这不仅表明他们每人手中都有一个由若干篇《记》文组成的一部《记》的丛编，而且表明此种丛编的内容是相同的，换言之，他们每人持有的是同一版本的《记》的丛编。而这同一版本的丛编的编选者，无论是从全国范围内来挑选，还是在与会者中间来挑选，戴圣都应当是首选。……只有戴圣一人具备《礼经》博士的资格”。三是以上十种宣帝以前的文献，“共征引了今本《礼记》中的四十二篇”,“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的：小戴《礼记》编选成书的客观条件在石渠礼议之前已经具备”[188]。姜、王、吕三家之说有相通之处，且大体一致，可以遵从。

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曰：“古书的形成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从思想的酝酿形成，到口授笔录，到整齐章句，到分篇定名、结集成书，往往并不一定是由一个人来完成。……我们研究古书年代既不能仅以书中最早的东西为准，也不能仅以书中最晚的东西为准，而是要用上下限卡定它的相对年代，把包含在这个相对年代中的全过程都考虑在内。”[189]以此考察《礼记》成书，颇为恰当。当然，强调《礼记》系“七十子后学”众手杂出，最后由戴圣编纂成书，丝毫不影响《礼记》之伟大、戴圣之功绩。胡朴安《古书校读法》: “古人谓著书不如钞书，予则谓钞书不如编书。著书者发挥自己之思想，思想未纯熟，非敷浅即谬误。故创作未易言也。钞书所以代读书之用，其有益视读书为倍，然无益于人也。惟编书之善，既有益于己，又有益于人。纵有漏略，而无敷浅；纵有乱杂，而无谬误。其漏略也，后人可以补苴之；其乱杂也，后人可以整理之，故编书为善也。”[190]二戴所纂大、小《戴记》，对先秦文献的保存与礼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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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2]吕友仁、吕咏梅：《礼记全译·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3]（唐）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序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下栏。

[4]（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25页。

[5]（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00、3203页。

[6]（唐）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2页上栏。

[7]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8页。

[8]（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5—1936页。

[9]（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26页。

[10]杨天宇：《〈仪礼〉的来源、编纂及其在汉代的流传》,《经学探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11]吕友仁：《读经识小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85页。

[1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1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14]杨天宇：《〈仪礼〉的来源、编纂及其在汉代的流传》,《经学探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1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6页。

[16]（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16页。

[1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4页中栏。

[18]（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0页。

[1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81页中栏：《释言》“厞、陋，隐也”，郭注：“《礼记》曰：‘厞用席。'”邢疏：“案《有司彻》云：‘有司官彻馈，馔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馈之设，右几，厞用席。’是也。云《礼记》者，误也。”实则郭注以“礼记”名《仪礼》，承袭前人旧例而已，并非讹误。又，第2628页上栏：《释草》“黂，枲实”，郭注：“《礼记》曰：‘苴麻之有黂。'”邢疏：“《仪礼·丧服传》文也。传所以解经，故亦谓之《礼记》也。案《丧服》经云‘苴绖’，传曰‘苴绖者，麻之有黂者’是也。”

[20]（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

[21]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仪礼》亦称《礼记》，因为《仪礼》一书中既有经，又有记，故有此名。”

[22]范文澜：《群经概论》,《范文澜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05页。

[23]吕友仁：《〈礼记〉研究四题》，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页。

[24]（清）黄以周撰，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页。

[25]吕友仁、吕咏梅：《礼记全译·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2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87页下栏。

[27]杨天宇：《论〈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确为戴圣所编纂》,《经学探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254页。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29]（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3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9—2350页。

[3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1页。

[3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0页。

[3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45页上栏。

[3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80页上栏。

[35]（清）郭嵩焘撰：《礼记质疑·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36]杨天宇：《论〈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确为戴圣所编纂》,《经学探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又见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

[37]（宋）陈振孙撰：《直斋书目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3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5页下栏。

[39]（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

[40]范文澜：《群经概论》,《范文澜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41]（汉）董仲舒撰，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4页。

[4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2页。

[43]吕友仁：《读经识小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85—486页。

[44]蔡介民：《〈礼记〉成书时代再考》，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172页。

[45]（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91页。

[4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59—660页。

[4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49页。

[48]（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82页。

[49]陈戍国：《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88页。

[5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91、1987、2235、449页。

[51]（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88页。

[52]（唐）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1页上栏。

[53]（唐）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下栏。

[54]（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6—47页。

[55]（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34页。

[56]（唐）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8—499页。

[57]（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7页。

[58]（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59]（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60]（清）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

[61]（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

[62]（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3页。

[63]（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1页。

[64]（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72页。

[65]（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9页。

[66]（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92页。

[67]（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46页。

[68]（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11页。

[69]（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00页。

[70]（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70页。

[71]（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54页。

[72]（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10页。

[73]（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5页。

[74]（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34页。

[75]（清）丁晏撰：《礼记释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76]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页。

[77]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78]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4页。

[79]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80]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81]王国维著，彭林整理：《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161页。

[82]郭沫若等：《〈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83]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84]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85]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35页。

[86]顾洪：《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87]彭林：《郭店楚简与〈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编委会编：《中国哲学》第21辑《郭店简与儒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9页。

[88]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页。

[89]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3页。

[90]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3页。

[91]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9页。

[92]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3页。

[93]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3页。

[94]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7页。

[95]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9页。

[96]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31页。

[97]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49页。

[98]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89页。

[99]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63页。

[100]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57页。

[101]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27页。

[102]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59页。

[103]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67页。

[104]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05页。

[105]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5页。

[106]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91页。

[107]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8页。

[108]沈文倬：《菿闇文存——宗周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考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4—58页。

[109]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4页。

[110]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8页。

[111]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45页。

[112]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1页。

[113]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7页。

[114]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81页。

[115]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0页。

[116]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2页。

[117]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3页。

[118]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7页。

[119]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40页。

[120]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58页。

[121]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90页。

[122]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67—68页。

[123]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71页。

[124]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74页。

[125]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61页。

[126]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89页。

[127]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345页。

[128]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45—348页。

[129]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130]吕友仁：《礼记讲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131]吕友仁：《礼记讲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132]彭林：《郭店楚简与〈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编委会编：《中国哲学》第21辑《郭店简与儒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9页。

[133]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页。

[134]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3—114页。

[135]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9页。

[136]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1—282页。

[137]周予同著，朱维铮编：《群经概论·三礼》,《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

[13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39]（唐）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下栏。

[140]（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25页。

[141]（唐）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9页。

[142]（唐）杜佑撰，王文锦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20页。

[143]（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144]（清）陈廷敬：《三礼指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页。

[145]（清）江永：《礼记训义择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89页。

[14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页下栏—169页上栏。

[147]（清）戴震著，赵玉新点校：《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一》,《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7页。

[148]（清）任兆麟撰：《夏小正补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149]（清）任启运：《礼记章句·自叙》,《续修四库全书》第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50]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两汉礼学之传授》,《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8—2079页。

[151]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152]（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153]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154]李学勤：《郭店楚简与〈礼记〉》,《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176页。

[155]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104页。

[156]蒋伯潜、朱剑芒：《经学纂要 经学提要》，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23—25页。

[157]（明）郝敬撰：《礼记通解》,《续修四库全书》第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158]（清）王夫之：《礼记章句》，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1页。

[159]李曰刚等：《三礼研究论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12页。

[16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82页中栏。

[161]（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页。

[162]（清）陈寿祺撰：《左海经辨》，王先谦编：《续清经解》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732页。

[163]（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65页。

[164]梁启超：《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165]梁启超：《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166]高明：《礼学新探》，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31页。

[167]（清）丁晏撰：《礼记释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168]蔡介民：《〈礼记〉成书之时代》，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153页。

[169]（清）毛奇龄撰：《经问》,（清）阮元编：《清经解》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703页。

[170]洪业：《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渊源考》,《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7—221页。

[171]朱自清：《经典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1页。

[172]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173]（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前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174]杨天宇：《论〈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确为戴圣所编纂》,《经学探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267页。又见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

[175]蔡介民：《〈礼记〉成书之时代》，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153页。

[176]蔡介民：《〈礼记〉成书时代再考》，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172页。

[177][日]内藤虎次郎：《先秦经籍考》，江侠庵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53—162页。

[178]（清）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6、2569页。

[17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16页。

[180]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7页。

[18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5页。

[182]（清）戴震著，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183]李学勤：《重写学术史·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184]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1—322页。

[185]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4页。

[186]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223页。

[187]吕友仁关于十种文献征引《记》文的具体考稽以及论述，可参看《〈礼记〉研究四题》中的《〈礼记〉成书管窥》。

[188]吕友仁：《礼记讲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89]李零：《〈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190]胡朴安著，雪克编校：《胡朴安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