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问题、向度、审思
- 张成华
- 15251字
- 2025-04-28 19:41:25
绪论
一 澳大利亚的文化与民族独特性
在文化研究领域，关于文化的普遍接受的定义是由雷蒙德·威廉斯界定的。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将文化界定为“整体生活方式中各因素之间关系”[1]。此外，威廉斯一篇文章的题目可以看作其对文化存在形态的判断——《文化是平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2]雷蒙德·威廉斯关于文化的界定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那里不断重复。例如，约翰·佛柔（John Frow）和墨美姬（Meaghan Morris）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A Reader,1993）的“导论”部分如是对文化进行界定：
“文化”，用雷蒙德·威廉斯的话来说，是一个能够表述一个社会群体（所有生活方式）的词，因为它按表征和权力来形成自己的结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诸如玩一些高级的或是体现“高雅”品味的游戏。它是一个表征系统，包括文本、意象、谈话、行为准则以及组织起这一切的叙述结构，这一切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3]
文化首先不是孤立的领域，不能被限定在“高雅”的“品味游戏”中。约翰·哈特利在《文化研究简史》中同样追随雷蒙德·威廉斯将文化界定为“丰裕的”（plentiful）。[4]因此，如果文化“是一个能够表述社会群体的词”，那么，一个社会群体的独特性标识就不只为高雅文化所表征，还为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所展示。文学的叙述、绘画的展示、电影形象、电视剧、饮食、服饰、礼节……都成为展现群体（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方式。独特性展示了外显的差异，在这些外显的差异背后是内隐的观念、道德、认知方式、审美方式——从国家层面来说，指民族精神——的差别，也即“组织起这一切的叙述结构”。一般来说，外显的表征与内隐的精神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例如，凸显某些族群形象，将其进行正面塑造往往暗示着一个国家基本的阶级关系。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诸多原因会造成对族群形象的选择及其意义赋值。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全球扩张，商人形象不断被展示和曝光，而下层阶级则相对被隐没。外显形象的变化意味着或带动着内隐精神的改变。从对工人阶级的塑造和曝光转向对商人形象的塑造和曝光必然意味着内隐价值观念的转变。相较于外显的形象，内隐的观念、意义、精神、意识形态往往被看作民族独特性的实质。但是，内隐的民族独特性质必须通过外显形象塑造、传播和展示。外显形象的生产和创造往往意味着内在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引入另外一个关于文化的定义。澳大利亚学者杰夫·刘易斯在《文化研究基础理论》中从传播学的角度如是界定文化：
文化是由集合而成的意义所构建的，这些意义与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利益和意识形态相联系，受其影响并与其协调一致。文化可以通过物质文本（演讲、形象、声音、词语）和具体实践（人类行为、受众表现等）凸显出来……文化是动态的，充满了对意义的辩论和对主导意义地位的争夺。新的意义的形成，要在人类及其多种沟通形式的持续不断的互动中实现。[5]
“物质文本”和“具体实践”实际是外在的表征形态，而与意义相关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利益和意识形态——实际就是意义，是内隐的精神。如果文化是“由集合而成的意义所构建的”“充满了对意义的辩论和对主导意义地位的争夺”，那么，它首先表现在外在形象方面的差异、控制、争夺。外在形象约束着内在意义的表达。国家霸权的一个标志是文化符码的扩散和获得统治地位。
表征形象与意义是对应的，表征形象在不同领域的生产必然导致意义的扩展和增殖。这种增殖可能是重复性的再生产，这将稳固一种文化的主导地位。也可以说，文化霸权得以延续。当然，表征形象在不同领域的再生产往往会导致冲突，促使占主导地位的意义/民族精神的改变。文学、绘画、音乐表征的民族形象显然不同于电影、肥皂剧、大众传媒所表征的形象。尤其重要的是，以前以文学、绘画、音乐宣示的民族形象和民族精神在现代受到电影、肥皂剧、大众传媒所表征的民族形象和民族精神的挑战和冲击。在某种程度上说，后者战胜了前者。在当代，民族精神/文化独特性的宣示和扩张主要发生于流行文化、大众传媒领域。
正因为表征形象和意义（价值观、道德规范、利益和意识形态）是对应的，对表征的管理和控制实际上宰制了意义/民族精神的再生产。政府机构或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往往通过对不同文化领域表征形象的管理、审查控制，引导价值观、道德规范、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例如，澳大利亚政府针对广告业的规定要求，关于海外或由海外执导摄制的广告不能超过广告总数量的20%。因为表征形象和意义的增殖会对主导意义产生冲击甚至颠覆，因此，政府机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表征形象的管理实际是为了确保主导意义/意识形态的地位，也即文化霸权。当然，政府机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这种管理行为本身就将表征当作权力斗争的场所，期望通过控制表征的生产排斥其他国家对本国的文化侵入。同时，单从文化层面讲，政府的这种管理行为暗含这样的假设：生产者（意图）=作品（表征）=文化立场（民族独特性）。
文化独特性展现于文化生产的所有领域，民族独特性/民族精神也就存在于文化生产的每个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讲，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同时，因为政府机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了限制意义的增殖而渗透到文化生产的每一个领域，因此，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界限也就不存在了。这也即是葛兰西在《狱中书简》中所要表达的国家领域如此被扩展到市民社会的深层，构成、维护和主导着整个社会的文化霸权。
与以上两种界限消失相伴随的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延伸到日常休闲领域。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不再局限于政府宣传、教育、法律等领域，还通过政府机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全部文化生产领域的管理扩张到日常生活之中。吃饭、穿着、行为习惯、礼仪、娱乐等都在政府机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管理、控制、引导中再生产着民族文化独特性，也确认着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在教室、法院工作还是在卧室、酒吧、电影院看肥皂剧，都隐藏着文化霸权的身影。
文化霸权虽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却很难得出所有人都受文化霸权操控的结论。正如表征形象在不同领域的生产会导致意义的扩张和冲突，表征形象的传播和接受同样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如同德里达对延异的界定。表征形象总是在不同语境中、在不同运用中改变自身意义，覆盖原来意义的痕迹。这实际上也是观众/接受者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体现。米歇尔·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将生产与消费进行了区分，在塞托看来：
此处的“制作”（fabrication）是一种生产、一种创造（unepoiétique）——但却是隐藏的，因为它散布在（电视传播、城市规划、贸易等）“生产”系统所决定和占据的领域中，因为这些系统越来越具极权性的扩张不再为“消费者”留有任何空间，从而表明它们将这些系统的产品变成了什么。还有另外一种生产，它与合理的、扩张的，且集中、嘈杂、壮观的生产相对应，我们称之为“消费”。它是有计谋、四处分散的，但是它渗入到任何地方，悄悄地、几乎是不为人所察觉地渗入进来，因为它通过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强加的产品进行使用的方式来凸显自己，而不是通过产品本身来显示自己。[6]
即使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借助生产系统极具扩张，化为天罗地网，不留任何空间，我们还是不能从文化霸权和生产意图推演接受者/消费者的傀儡角色。接受/消费不像生产那样合理有序，但也并非完全受生产合理性的宰制。接受者/消费者可以通过对商品的挪用、再利用逃离乃至颠覆生产的意图。这种挪用、再利用不像生产那样指向明确，却也在悄无声息中显示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往往与接受者/消费者的主观意图联系在一起，将其看作接受者/消费者明确的颠覆性力量。不过，脱离生产霸权的实践在更多时候不是源自接受者/消费者积极的介入，而是来自商品（表征）自身的流动和接受。往往是在商品（表征）的流动和接受中，其被有意或无意地赋予不同意义，从而颠覆了生产者原本的意旨。
澳大利亚一直被看作“放错了位置的欧洲国家”。其民族身份认同一度来自对“母国”英国的忠诚。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之时发生了转变。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文化各领域成为塑造澳大利亚民族独特性的重要方式。当然，如上所言，文化各领域对澳大利亚的表征/叙述不同，其关涉的澳大利亚民族独特性也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冲突。
（一）文学/绘画与澳大利亚本真性的表征
19世纪末，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浪潮高涨。文学家、画家成为推动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重要力量。其推动力量源自对“真正的”澳大利亚的发现——表征本土独特形象与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
《公报》——这一时期宣扬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核心刊物——的两任编辑A.G.斯蒂芬斯（A.G.Stephens）和阿奇博尔德（J.F.Archibald）在将澳大利亚本土社会和环境独特形象与民族主义情绪联系在一起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A.G.斯蒂芬斯指出：“看开满花的桉树在微风中摇曳……就是在接受美学教育……一句话，让我们注视着我们的国家吧……透过明亮的澳大利亚人的眼睛，而不是透过因偏见而变模糊的英国眼镜，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样漂亮的国家了。”[7]文学和绘画就是“明亮的澳大利亚人的眼睛”，而风中摇曳的桉树则是澳大利亚的象征。麦卡宾（Frederick McCubbin）在评论比斯特里顿的诗歌《紫色正午的透明的力量》时指出：“这首光和热的诗……如此强有力地使我们深切感觉到了点缀着牛羊的无边无际的牧场、人烟稀少的绵延起伏的平原、灌木覆盖的群山和我们这块大陆的紫色海洋。你几乎可以把这幅画当作一个民族象征。”[8]
如果澳大利亚文学家和画家是“明亮的澳大利亚人的眼睛”，他们所看到的就必然不只是自然风光，还包括生活于其中的人与发生于其中的事。《公报》在这一方面又成为领航者。“阿奇博尔德带上来的作家们……他们的读者就是他们身边的人民群众，他们怎么想就怎么写，这种跟着感觉走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就有一种天真率直，轻松自然，甚至在形式粗糙之时也是如此……任何多愁善感或假悲切的东西，要统统取缔：作品中的真情实感必须含在对事实的展示之中。”[9]亨利·劳森（Henry Lawson），与《公报》关系密切的澳大利亚“本土之子”，被认为如实描绘了澳大利亚人的生存境遇。“无法稳定拥有土地，采矿不安全，工作不稳定；贫寒的住房，与富人斗争，流散的散工，酗酒，厌女，欺诈，伙伴情谊，结婚，恶作剧，感伤，受伤和自杀。这是一片永恒存在的土地，尽管环境恶劣，伴随着火灾、洪水和干旱，但它绝不是‘一片广袤而悲凉的荒野’。”[10]
在阿奇博尔德引导的《公报》的刊物格调中，在亨利·劳森等的创作中，浮现了最初的澳大利亚民族精神：
壮实而又具男子气，幽默处要有恐怖效果，对于主题的总体处理要有冷嘲之风。造物是位严酷之母，其古怪脾气只能用忍受面对。对旱灾，人们总是忍耐；对洪水，总是要避开；对虫害，总是要斗争起来。作品注意力主要固定在丛林人形象上，这种人勇敢无畏，“不拘礼节”，在灾害面前乐观愉快，好咧嘴一笑。在阿奇博尔德指导之下的众作家给出的澳大利亚，不是宁静如画而是形容枯槁、面目凶狠的一块大陆，此大陆养育了人民，又不知怎的唤起了人民当中一种合乎人性的效忠之情。[11]
这一时期的作家和画家从两方面呈现了澳大利亚民族独特性：环境独特性：丛林、桉树、灌木丛、旱灾、洪水、虫害将澳大利亚大陆表征为“形容枯槁”“面目凶狠”的“严酷之母”；人的独特性：丛林人、男子气概、忍耐、斗争、乐观精神、伙伴情谊表征了典型澳大利亚人的独特形象。这两方面独特性构成了澳大利亚民族话语的核心成分。不过，在对澳大利亚民族形象的最初表征中，不仅缺少女性形象，而且没有任何土著居民的地位。女性与土著在以后将为自己的表征权奋斗。
（二）历史与澳大利亚独特性的神话
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被看作澳大利亚民族精神建构的最初尝试。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一尝试不断被提及、重复、建构，以至被神话，侵入澳大利亚历史。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往往会以19世纪90年代的传奇为核心铺陈澳大利亚民族精神。
两代历史学家在塑造澳大利亚民族精神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第一代历史学家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耐蒂·帕尔默（Nettie Palmer）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Modern Australian Fiction,1924）、凯斯·汉考克（Keith Hancock）的《澳大利亚》（Australia,1930）、威廉·摩尔（William Moore）的《澳大利亚艺术故事》（The Story of Australian Art,1934）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侵入历史的开端。这些著作首先将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艺术创作传奇化和神秘化，将其叙述的故事和表现的精神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联系起来，看作真正澳大利亚的开端。之后的一代出现于“二战”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再次兴盛之时。万斯·帕尔默（Vance Palmer）的《90年代的传奇》（The Legend of the Nineties,1954）、卢塞尔·沃德（Russell Ward）的《澳大利亚传说》（Australian Legend,1958）、菲利普斯的《澳大利亚传统》（The Australian Tradition,1958）开始继续将19世纪90年代的创作传奇化，并进一步在那些著作中挖掘真正的澳大利亚精神。
前后两代历史学家都是文学创作者或批评家，其在将文学介入历史时遵循这样的逻辑。“艺术的作用在于阐释自己所置身其中的环境的内在申明，澳大利亚的作家只要不潜心倾听澳大利亚民族生活的节拍，那他们的艺术就一定是虚假而不能长久流传的。”[12]亨利·劳森、班卓·帕特森（Banjo Paterson）的创作恰恰能握住澳大利亚民族生活的脉搏，表现澳大利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万斯·帕尔默看来，不同于英国的城市生活（城市居民），也不同于美国的乡村（乡村人），而独属于澳大利亚的丛林。帕尔默高度赞扬了班卓·帕特森，并在帕特森的创作中看到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
他最擅长的是表现那种健康豪迈的男性世界，在那里，男人们说着令人捧腹的笑话，或者在陡峻的山边道路上策马奔跑，或者为了自己的伙伴勇敢地面对前来追捕的骑兵，为了衬托诗歌中的一点点戏剧性场面，他经常会创造出一个理想而浪漫化的背景，这种背景不是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噩梦国度，也不是那种英国式的溪流和森林，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平原和奔流的大河，帕特森心目中的丛林便是这样新颖而令人神往。[13]
帕尔默等在历史著作中，将劳森、帕特森等人的故事重新表征、解释、神话，澳大利亚民族精神在历史著作的重释中得以确定。澳大利亚人关于过去的记忆在这些历史著作中被塑造和建构。
（三）大众文化与民族独特性的日常表现
文学、绘画、历史表征了澳大利亚形象和精神的理想和范型。这种理想和范型在现实生活中延续、改变乃至被颠覆。杰弗里·博尔顿在《澳大利亚历史》中如是描述典型的澳大利亚家庭。“在一个家庭里，男人是家长，一个妻子，三个孩子，银行里有一张抵押契据，车库里有一辆霍尔顿牌汽车，冰箱里有福斯特啤酒……抽支考林伍德或者乔治牌香烟提神。”[14]家庭结构、“霍尔顿汽车”、“福斯特啤酒”、“考林伍德或乔治香烟”成为展示澳大利亚人家庭生活独特性的重要标示。
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生活的以下几个领域在标识澳大利亚独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救生员、冲浪、海滩。20世纪30年代，海滨救生员成为澳大利亚民族英雄。1938年澳大利亚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中，救生员替代了剪羊毛者和士兵成为澳大利亚民族形象的代表。冲浪救生运动被赋予独特的意义，它体现了真正的澳大利亚精神。“它具有沐浴在阳光之中的沙子和自在而狂暴的激浪的味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民主发挥了它本来的作用。没有教义、阶级或肤色的障碍。所有这些事情都在绝妙的人道主义的伙伴情谊的精神中被忘却了。”[15]表征形象的转变意味着内在意义的转变。“救生员不像丛林居民和比恩描述的澳大利亚士兵，他被等同于城市（尤其是悉尼）而不是灌木地带。而且尽管他可以因传统美德……而受到赞赏——但是他的形象比起丛林居民或是澳大利亚士兵可塑性差，政治意义不太直接。”[16]
二是体育。唐纳德·霍恩（Donald Horne）指出：“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体育运动才是生活，其余都是空的。”[17]足球、赛马、板球、网球、高尔夫球、冲浪成为塑造澳大利亚独特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作为斯里兰卡移民，苏文德尼·佩雷拉（Suvendrini Perera）在板球运动中发现自己所受到的排斥。“在那些周和那几个月里，我发现，除了去了解板球以外我别无选择——并且如果说我不能在关于板球的问题上表明立场，那是不行的……生活在澳大利亚，日常政治在我意识到之前就早已使我陷入了板球之中。”[18]
三是酒吧和啤酒。酒（朗姆酒）在澳大利亚殖民初期是垄断商品，并很快成为交换手段和导致腐败的根源。澳大利亚许多冲突和争论都围绕酒进行。比如，军治总督拉克伦·麦夸里（Lachlan Macquarie）通过禁酒限制殖民军人的权力；妇女解放运动试图通过禁酒净化家庭和公共生活，改变男性漫无节制的生活方式，以此提高女性地位、改善社会。酒吧在塑造澳大利亚性格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一个特殊空间排斥女性而成为男性专属领域，是澳大利亚底层白人男性排斥女性建立同性之间伙伴情谊的理想场所。
（四）电影与政府对民族表征的控制
20世纪60年代末，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复兴澳大利亚电影产业。1970年，澳大利亚电影发展委员会（Australian Fil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FDC）成立，评估电影制作者想要拍摄电影的可行性并予以资助；1971年，澳大利亚电影和电视学校（Australian Film and Television School）成立，为澳大利亚电影业的复兴培育了足够的人才，在这一时期，一家澳大利亚人所有的小型发行公司路演（Roadshow）成立，支持澳大利亚本土电影的放映。在这些措施背后，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关涉。“20世纪60年代末……一种越来越强的国家主义神话开始把电影看做最理想的媒介，能够折射出体现当代澳大利亚文化与社会的新的自信和成熟的形象。”[19]
两种表征澳大利亚形象的电影先后出现：“澳式低俗喜剧”（Ocker Comedies）成为第一批抓住澳大利亚观众的影片。《鹳》（Stork,1971）、《巴里·麦肯齐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Barry McKenzie,1972）、《阿尔文·玻波尔》（Alvin Purple,1973）等电影表征了日常生活的澳大利亚民众形象。这类影片将澳大利亚呈现为一个男性的、民粹主义的和愉悦低俗的国度，注重突出澳大利亚民族的独特性。啤酒、性和身体功能成为电影中经常出现的符码。这类电影对澳大利亚形象的表征一般被认为带有一种“文化谄媚”的意味，也即它在本国电影中吸收和重构了西方国家关于澳大利亚的“东方主义”观念。澳大利亚电影委员会（Australian Film Commission,1975年由澳大利亚电影发展委员会发展而来）资助的“AFC”电影，也即所谓的“优质”（quality）电影试图替代澳式低俗喜剧。“AFC”电影，运用低调的、高度美学化的视觉风格展示澳大利亚异国情调的景象；在选材上偏爱历史题材，以从容的节奏和散乱的情节以及高度艺术化的形式展示澳大利亚的历史和传奇。这类影片的代表作有《悬崖上的野餐》（Picnic at Hanging Rock,1975）、《我的光辉生涯》（My Brilliant Career,1979）、《澳新军团》（Anzacs,1985）等。
政府机构对澳大利亚电影支持和引导的目标是管控电影对澳大利亚民族形象的表征，其根本则是对电影这一媒介表征意义的限制。澳大利亚政府试图通过限定和引导电影对本国风光、民众形象的表征，展示其独有的不同于其他地域的内涵，树立自身在国际上的有力地位。这种管控既能够引导本国意识形态，又具有民族独立意义。
（五）大众传媒与澳大利亚民族独特性的再造
澳大利亚的两个喜剧之王——罗伊·勒内（Roy Rene）和格雷厄姆·肯尼迪（Graham Kennedy）——塑造的形象完全不同于文学传统对民族形象的表征。他们的表演展示着小丑怪诞的身体（夸张的大眼、张开的大嘴、长长的舌头），以夸张的身体行为自我嘲弄和刺破庄严；蔑视权威，以虚夸的表演嘲弄社会名流、神圣的王室或政府人员；混淆性别，通过错乱着装进行两性形象转换；嘲弄种族，扮演不同种族的民众，开些半真半假的玩笑打破种族的禁忌和严肃性。勒内和肯尼迪的表演与澳大利亚文化史上聚焦丛林传奇，以白人和男性为中心，讲平均、分享、团体，反权威、浮华、虚伪的取向相抵牾，是澳大利亚文化中的颠覆性力量，代表了城市价值观的扩张。这种颠覆力量同样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众媒介之中。
大众媒介在两个方面改变了澳大利亚民族形象。一方面是民族英雄形象的改变，从过去的丛林人、救生员变成商业巨子。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t）、约翰·斯帕尔文斯（John Spalvins）、艾伦·邦德（Alan Bond）、罗伯特·福尔摩斯（Robert Holmes）等澳大利亚商业巨头——特纳所谓的无赖资本家（Larrikin Capitalists）——在20世纪80年代频繁以代表国家利益和民族精神的形象出现在新闻和商业媒体中。另一方面是通过报道两百年庆典这样的活动对澳大利亚进行全景展示。《澳大利亚狂欢》（Australia Daze,1988）是记录两百年庆典活动的影片。这部纪录片全景展示了澳大利亚社会两百年纪念日的民众反应与参与情况，并同时揭示出澳大利亚社会存在的状况，包括民众批评过多关注庆典活动而忽视了社会真正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移民们对民族同化政策的厌恶、坚持澳大利亚传统（丛林）精神的人对庆典的不满、土著黑人的游行以及土著黑人与白人的冲突，等等。不同群体获得表征凸显了澳大利亚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使澳大利亚民族身份认同重新作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被提出。
无论是罗伊·勒内、格雷厄姆·肯尼迪的表演，还是商人形象的展示，抑或澳大利亚庆典的全景展示，都转变了澳大利亚传统的典型代表形象——丛林人。这种典型代表形象的转变必然内隐着澳大利亚民族精神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对以上诸方面建构、生成、转变澳大利亚民族形象和意涵方面都给予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比如，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通过分析小说和电影的叙事阐述小说和电影文本对澳大利亚民族特性的建构[《民族、国家、文本：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研究》（Nation,Country,Text:Australia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1993）]，通过研究大众媒介中民族形象的转变阐述大众媒介在重构澳大利亚民族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建构民族：民族主义和澳大利亚流行文化》（Making it National:Nationalism and Australian Popular Culture,1994）]；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鲍勃·霍奇（Bob Hodge）、格雷姆·特纳通过研究澳大利亚日常生活中各种现象透视其背后隐含的澳大利亚民族精神[《澳洲传奇：解读澳大利亚流行文化》（Myths of Oz:Reading Australian Popular Culture,1987）]，等等。不同作者依据研究领域转换写作的切入点：对文学、大众文化、大众媒介的研究主要关注表征问题，对电影的研究主要关注制度问题，女权主义、土著研究、移民研究则从自身立场建构自身特性以批判“白人性”的霸权。本书依据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对不同领域研究之侧重结构章节和展开讨论。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英国文化研究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并与英国和美国文化研究构成文化研究的“三A轴心”。不过，与英国文化研究主要关注阶级问题不同，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主要关涉民族问题。这种民族关涉不仅仅裹挟强烈的民族情绪建构本土民族话语，还包括澳大利亚民族话语在不同领域的建构，政府机制对民族话语建构的管控，不同文化领域表征民族形象所造成的民族话语的转变，民族话语内隐的种族、性别意识形态结构，等等。
国内外著述中多有关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民族关涉的讨论。可以分两个方面予以概述。
首先，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独特性的确认。1993年出版的两个文本宣示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性和贡献。约翰·佛柔（John Frow）、墨美姬（Meaghan Morris）合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A Reader）和格雷姆·特纳编《民族、国家、文本：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研究》（Nation,Country,Text:Australia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佛柔将这两个读本的出版与1992年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的成立看作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结束的标志，也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制度化进程的标志。[20]约翰·塔洛克（John Tulloch）主编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系列丛书”涵括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主要著述，这些著述大多是民族/后殖民批评研究的著作：鲍勃·霍奇和韦杰·米什拉（Vijay Mishra）《梦的黑暗面：澳大利亚文学与后殖民意识》（Dark Side of the Dream:Australian Literature and the Postcolonial Mind）、格雷姆·特纳《民族虚构：文学、电影和澳大利亚叙事的建构》、戴安·鲍威尔（Diane Powell）《挣脱西方：悉尼西部郊区观察》（Out West:Perceptions of Sydney's Western Suburbs）。其他类型的研究也多与民族问题相关。如大众文化研究：菲利普·哈沃德（Philip Hayward）主编《从流行到朋克到后现代主义：1960到1990年代的流行音乐和澳大利亚文化》（From Pop to Punk to Postmodernism:Popular Music and Australian Culture from the1960s to the1990s）、约翰·菲斯克、鲍勃·豪吉以及格雷姆·特纳合著《澳洲传奇：解读澳大利亚流行文化》、格雷姆·特纳《建构民族：民族主义和澳大利亚流行文化》。电影、电视、广播研究：约翰·塔洛克和格雷姆·特纳主编《澳大利亚电视：程序、愉悦和政治》（Australian Television:Programs,Pleasure and Politics）、斯图亚特·卡宁汉（Stuart Cunningham）《描摹澳大利亚：查尔斯·肖韦尔的电影》（Featuring Australia:The Cinema of Charles Chauvel）、安德鲁·雅库波维奇（Andrew Jakubowicz）《种族主义、种族划分和媒介》（Racism,Ethnicity and the Media）、阿尔伯特·莫兰（Albert Moran）主编《持续关注：澳大利亚广播读本》（Stay Tuned: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Reader）；还包括许多政策研究、文化政策研究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宣示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成果，还凸显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民族关涉。
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其民族关涉联系起来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强调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性和地域性，凸显其反抗英美文化研究霸权的意义，也即格雷姆·特纳所说：“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对国际文化研究的贡献首先是挑战了80年代后半期北半球文化研究热中出现的一种不言自明的假设：英美的文化研究具有普遍性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21]这一方面著述包括：格雷姆·特纳的文章《大洋洲》（收录于托比·米勒主编《文化研究指南》）、《“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亚电影》以及《民族、文化、文本：澳大利亚文化和媒介研究》的导言，还包括约翰·佛柔《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理论、故事、历史》（“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Theory,Story,History”,2007）以及佛柔和墨美姬合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的导言。
第二，从反英立场和民族主义情绪方面探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产生、界定其基本特征。进行这方面阐述的以安德鲁·米尔纳的文章《文化研究和文化霸权：英国和澳大利亚比较》（“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Hegemony: Comparing Britain and Australia”,1997）为代表，还包括马克·吉布森的著作《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文章《澳洲文化研究的神话：澳大利亚的海滩和“英国”的平常》（“Myths of Oz Cultural Studies: The Australian Beach and‘English' Ordinariness”,2001）。马克·吉布森与安德鲁·米尔纳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方面受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反叛。英澳文化研究的关系实际上折射的是澳大利亚对英国既依赖又试图摆脱其控制的复杂现实。
第三，区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澳大利亚研究（Australian Studies），指出这两者虽然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关涉，但澳大利亚研究主要探求文化诸领域中对澳大利亚独特性的表征，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则主要探析澳大利亚民族话语的建构方式。格雷姆·特纳的《返归澳洲：民粹主义、学术和澳大利亚研究的未来》（“Return to Oz: Populism,the Academy and the Future of Australian Studies”,1991）、《学科战争：澳大利亚研究、文化研究和民族文化分析》（“Discipline Wars: Aus tralian Studies,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Analysis of National Culture”,1996）以及墨美姬的《小份意面》（“A Small Serve of Spaghetti”,1990）等文章主要进行这一方面阐述和研究。
国内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关注少而零散。王光林教授主编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辑刊，虽以文化研究为名，却几乎没有收录与文化研究相关的文章。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为主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篇文章：徐德林《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被屏/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和王光林《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谈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走向》。徐德林的两篇文章概述性地介绍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产生的背景、发展历程及代表学者。而王光林的文章则与本研究相关，其核心内容“以澳大利亚文化中的‘文化自卑’现象为切入点，梳理探讨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走向，重点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之处，即试图摆脱英国文化研究中的霸权主义和美国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性原则，将视角转到具有澳大利亚民族特色的文化特点上。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从文化输入，到文化营造，再到文化多元，逐步走向国际主义者的视角，加强了与亚太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从而逐渐走出了文化焦虑，增强了文化自信”[22]。国内另有一些著述也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有所关注，如徐德林《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散与多元性》、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牟岱为《文化研究学派元析》、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张平功《论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王毅《文化研究向何处去？》和《文化研究的亚洲经验与范式构建》，等等。总体来说，这些著述在涉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时或者将其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延伸，或者以总结的姿态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状况进行泛泛的概括（往往将其和加拿大文化研究并列概括）。例如，张平功教授在《论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说：“文化研究首先是在英美崛起并风靡全球的。在前殖民地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既有英美传统的影响，又带有明显的本国特色……与加拿大情形相似，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本国问题上，突出其民族性（the national character），而民族构成话语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则融入多元化和跨学科的澳洲研究（Australian Studies）。”[2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界都已经意识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都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表现出足够的重视。同时，国内外学者也都已经开始关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相较于英美文化研究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一般通过两个维度进行界定：第一，通过强调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赋值其反抗英美文化研究霸权的意义。这一方面强调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将这种成就与澳大利亚民族情绪乃至第三世界的后殖民批评情绪联系在一起进行阐述。第二，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相较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文化研究基本取向上的差异，强调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对民族问题的关涉。这不仅涉及民族独立意义上的后殖民批评，更涉及对传统澳大利亚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解构。
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进行回顾与阐述的学者基本上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实际参与者。例如，格雷姆·特纳不仅编辑了《民族、国家、文本：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研究》，写作了一系列梳理和阐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介绍性文章，还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杂志》最初的发起人，写作了一系列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如《民族虚构：文学、电影和澳大利亚叙事的建构》、《建构民族：民族主义和澳大利亚流行文化》等；墨美姬既与约翰·佛柔编辑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同时对澳大利亚引进法国理论，促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研究目标与写作计划
作为文化研究“三A”轴心之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涉及范围广泛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本学科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格雷姆·特纳、墨美姬、约翰·佛柔、约翰·哈特利、安德鲁·米尔纳以及移居澳大利亚后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托尼·本尼特、约翰·菲斯克都是国际知名的文化研究学者。这些学者在电影研究、媒介研究、文化政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澳大利亚民族性及建构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本书无意探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所有细部，也无意罗列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所有成果。本书期望抓住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核心关涉、主要特征展开论述，以此连结和展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不同面向。
首先，集中展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性，即相较于英国和美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核心关涉是民族问题。如上所述，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民族独特性阐述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凸显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贡献赋值其反抗英美文化研究霸权的作用，强调其摆脱英国文化研究/英国控制的重要意义；二是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美文化研究基本取向上的差异，强调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第二方面。不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产生不仅受到英国文化研究的直接影响，它还有其民族情绪根基。正如马克·吉布森指出的：“英国之外的文化研究，常常与前大英帝国内部的反殖民主义有关。尤其在澳大利亚，人们渴望找到一种替代传统的英式优越感与惯性的东西，一直长期保留着激进民族主义的传统……与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交流也主要是与‘后霍加特时代’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及其他地方的理论中心的交流。人们公认这些地方是反‘英式’的。”[24]当然，我们必须指出，这种激进民族主义传统并不必然导向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它的结果是澳大利亚研究（Australian Studies）。本书首先将阐述由澳大利亚研究向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转变，然后讨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不同维度关涉民族问题的不同路径。
其次，通过介绍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展示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格雷姆·特纳认为：“文化研究拥有而澳大利亚研究缺乏的是关于文化过程运行的方式、关于文化何以产生和分享它的意义的一种理论（或者，更准确的说，一组理论）。”[25]西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方法促成澳大利亚研究向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跳跃。本书将在不同章节展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理论是如何在文化研究领域运用的。文本分析、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理论构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分析和阐述各种文化现象的理论武器。通过对这些理论资源的运用，文化研究学者能够分析西方对澳大利亚民族形象表征的霸权意识、澳大利亚民族性的建构、不同文化领域在建构澳大利亚民族性上起到的作用、新媒体对澳大利亚民族性的冲击、政府对澳大利亚民族形象的管控与意义引导、不同群体对澳大利亚民族性的解构等诸多问题。本书在展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独特性及成果的同时，尤其注意对文化研究方法的凸显。
最后，审思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多面性及通过约翰·佛柔的研究审思文化研究的内在问题。本书的第五章将通过约翰·佛柔的例子阐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多元性，并进一步审思文化研究的内在困境。相较于前面四章，第五章对约翰·佛柔的研究在一开始就不单纯是描述性的，整个研究试图将佛柔的理论放到话语理论介入社会理论建构的背景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和阐释。以此为目标，本书实际上涉及两个相关的问题：对佛柔理论的介绍、解释和分析；以对佛柔的研究为切入点分析话语理论介入社会研究、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时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当然，由于学识所限，这一部分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作为一个仅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移民国家，澳大利亚的文化独特性也是本研究想要附带展示的重要方面。文学、电影、种族关系、男女关系、酒吧等负载和体现澳大利亚民族精神和文化独特性的图景将在本书写作中获得不同程度的呈现。
在具体论述中，本书的五个章节都不以文化研究学者为中心，也不完全介绍每一文化研究领域的所有细部。本书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性为核心，着重探讨澳大利亚文化聚焦的主题、展开的领域、采用的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依据目标设定，本书将主要分五个章节展开。第一章梳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状况、关涉的基本维度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在全面概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发展状况的同时，本章将揭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兴起的民族情绪根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诸领域如后殖民主义、电影研究、媒介研究、女权主义研究、土著研究、移民研究关涉民族问题的不同方式。第二章主要探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关于民族形象表征、民族叙事与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关系的讨论。格雷姆·特纳、鲍勃·豪吉、约翰·多克尔等在揭示澳大利亚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建构特征的同时，也指出民族形象、叙事的转变对澳大利亚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颠覆与转变。第三章关注澳大利亚学者对澳大利亚电影及政府政策的解读。澳大利亚政府通过电影发展委员会、影视培训学校、电影审查与发行的调控行为被澳大利亚学者看作限制电影表征和意义扩展以满足自身民族形象定位的有效方式。第四章主要讨论女权主义、土著研究、移民研究对澳大利亚民族性的解构与批判。这三种研究针对的都是澳大利亚性或白人性，主要抨击澳大利亚性或白人性对女性、土著、移民的想象、排斥和压制。第五章则以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化研究学者约翰·佛柔为例，进一步阐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多元性以及基于佛柔的观念审思文化研究的困境和问题。
[1][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2]Raymond Williams,“Culture is Ordinary”,in A.Gray and J.Mcguigan（eds）,Studying Culture:An Introductory Reader,London: Edward Arnold,1989,pp.5-14.
[3]John Frow and Meaghan Morris（eds.）,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A Reader,Sydney: Allen & Unwin,1993,introduction,viii.
[4][澳]约翰·哈特利：《文化研究简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引论”第1—8页。
[5][澳]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郭镇之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6][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7]转引自[澳]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杨岸青译，杨志达校，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8]转引自[澳]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杨岸青译，杨志达校，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9][澳]万斯·帕尔默：《澳洲民族形象：25个卓越人生》，郭著章、郭丽君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页。
[10][澳]瑞文·康奈尔：《南大洋的海岸——逐步迈向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世界社会学》，詹俊峰译，载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2013年第16辑，第37页。
[11][澳]万斯·帕尔默：《澳洲民族形象：25个卓越人生》，郭著章、郭丽君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
[12]王腊宝等：《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
[13]王腊宝等：《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14][澳]杰弗里·博尔顿：《澳大利亚历史》，李尧译，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15]转引自[澳]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杨岸青译，杨志达校，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196页。
[16][澳]里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杨岸青译，杨志达校，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17]转引自[美]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符良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18][澳]苏文德尼·佩雷拉：《“板球运动，要有情节”：民族主义、板球和散居身份》，托比·米勒主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页。
[19][澳]格雷姆·特纳：《电影作为社会实践》，高红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20]John Frow,“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Theory,Story,History”,inAustralian Humanities Review,Feb.2007,Vol.10,No.1,p.73.
[21][澳]格雷姆·特纳：《大洋洲》，托比·米勒主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22]王光林：《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谈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走向》,《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23]张平功：《论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东南学术》2000年第6期。
[24][澳]马克·吉布森：《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王加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
[25]Graeme Turner,“Discipline Wars: Australian Studies,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Analysis of National Culture”,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1996,No.50/51,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