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艺与生活关系新探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针对当下文艺创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面临的诸多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文艺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谈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与生活关系的重要论述总结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即文艺创作要走入生活、提炼生活、歌颂生活、创造生活。这四个方面不仅涵盖了文艺工作面对日常生活的四个维度，而且这四个方面之间也有极其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时间顺序，从而使我们对于文艺创作实践过程有了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切实提升我们对于文艺创作规律的把握和理解。

一 走入生活

从文艺的起源来看，不管是“巫术说”“游戏说”“劳动说”，抑或“模仿说”等，都确切地证明了文艺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这一事实；而诸如音乐、诗歌、绘画、雕刻、电影等不同的艺术形式，无不是也直接或间接地描绘和呈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或劳动场景。文艺来源于生活，生活中有着艺术最丰富的宝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1] 由此来看，生活其实比艺术更真实和精彩，走入生活、贴近人民，应成为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

走入生活，需要文艺工作者走出创作的独言独语。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打着“纯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个人化写作”“商业文学”的旗号，封闭在“自我”和“臆想”的象牙塔内，害怕鞋子沾上泥巴，不愿走进生活，看不到时代的剧烈变迁，沉浸在一己悲欢和主观臆想之中，或靠才情、技巧暂且维系艺术生命，或依靠“玄幻”的噱头故弄玄虚、神神道道，或局限在某一题材的方寸之间，重复写作、絮絮叨叨。这些作品不能表现生动丰富的现实生活，不能表现社会翻天覆地的新变革，遑论去书写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新史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些“80后”作家的兴衰成败充分证明了文艺与生活之间不可脱离的关系。从20 世纪末开始，上海《萌芽》杂志连续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催生了一批青少年作家，这群作家以“80后”为主要群体，他们凭借比赛的影响备受瞩目，后又借助“网络”这一新兴媒体广泛聚集了人气，在文坛迅速走红并拥有了不少的赞赏者、拥护者、追捧者。成名早、起点高，加之优质的传播资源，等等，可以说这批“80后”作家所占据的天时、地利、人和是此前任何作家都无法企及的。拥有如此优厚的条件，他们本该乘势而为创造一代文学之传奇，然而从他们的创作实绩和诸多评论家对他们的诟病可以看出，这些被寄予厚望的“80 后”作家却没有成就他们本该成就的文学辉煌。究其原因，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成长，拒绝走入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拒绝“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只是一味沉浸在校园、青春、奋斗的“寂寞”“迷茫”“忧伤”“疼痛”之中，个体感受大于客观经验，不去开拓更广阔的生活天地，也没有能力去驾驭更精彩丰富的生活内容。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生活，不能走入生活，创作之源终究会枯竭。

走入生活，还需要文艺工作者真实地“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走入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走进人民的内心，与人民群众的感受、感情息息相通。当下一些文艺工作者虽然能够走入生活，也能深入基层，然而由于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不近不亲，缺乏与人民群众情感上的交流与共鸣，只是做到了“身入”，并没有做到“心入”“情入”，因此他们对人民的利益诉求、情感需要把握不到位、不准确，自然也不能很好地在作品中表现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其作品也就不能得到人们的欢迎。我国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几千年来令多少人如临现场，感同身受。然而，后世很多文人在解读这首诗时，多注意到了文中“感商妇之飘流，叹谪居之沦落”（《唐贤小三昧集》）、“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唐宋诗醇》）、“写同病相怜之意，恻恻动人”（《唐诗别裁》）的意义，却忽略了白居易是先有“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的悲悯情感，才有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身世遭逢之痛。毛泽东同志曾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才解决本质问题。”[2] 白居易正是先有了对琵琶女悲剧命运的理解和认识，才产生了对自己迁谪的深切感受，“座中泣下谁最多”的慨叹也才是自然而真切的了。因此，想要深刻地表现事物、传递情感，就必须对人、事、生活有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可以说，走入生活的深度，决定着一部艺术作品取得成就的高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中所指出的：“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3] 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的作品，才有成为艺术精品的基础，而独坐屋中，即使“把手指甲都绞出了水来”，怕是也不可能写出好作品。

二 提炼生活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工作者需要走入生活，与其要反映的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做到情意相通，但这并不是说有了生活就可以包打一切。实际上，并不是一切生活现象、一切现实情感都可以融入作品，都能成为文艺表现的对象。因此，走入生活，获得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固然重要，但善于从生活中提炼美好，提炼切实感人的故事，提炼真正有价值的素材更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4]，所强调的就是艺术家要有面对生活、挖掘生活、提炼生活的能力，有对生活的洞察和思考能力。提炼生活，需要文艺工作者用一份艺术的敏感，感受与捕捉生活中的真善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广大艺术工作者要“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不做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不能沉溺于鲁迅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5]。真善美不是抽象的，而是存在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重要的是艺术家要有提炼生活、站在更高处去审视日常生活的能力，要有对于生活之真、之美、之善的发现、思考和把握的能力。现实生活似乎总是相似的、重复的、平淡无奇的，然而对于深处其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它又是丰富多彩、生动鲜活的，一物、一事、一人、一情都是不同的，都有其特殊的意义。艺术家所要做的，就是去把握这种“特殊的意义”，具备发现每一片树叶、每一粒沙石不同之处的能力。如2012年开始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国》节目以美食为旗号，却在我们每日最普通甚至有点厌烦的“柴米油盐”中重新思考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发现了传统之美、生活之美、劳动之美，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亲情、爱情、友情以及和谐人际关系的渴望。这就是对生活的重新阅读和深度提炼。提炼生活，就是要从我们熟视无睹的庸常之中发现妙不可言的美，同时又能在这种美的发现之中，拥有更多对于生活的思考，艺术的真正魅力即在于此。善于提炼生活中的真善美，是创作者进行文艺创作的必要前提。

提炼生活，还需要文艺工作者能在世间万象之中抓住事物的灵魂和本质。巴尔扎克说：“真正的雕塑家，他的凿子不是准确地临摹这只手，而是把运动和生命给你表达出来。我们必须抓住事物和生命的精神、灵魂和特征。”[6] 这就是说，艺术家必须对生活表象有深沉的思考，这样才能挖掘出那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渴望。不管是在现实题材还是在历史题材中，文艺都需要秉持这一原则，然而遗憾的是，很多艺术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如当下很多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职场剧不符合奋斗哲学，多是“霸道总裁”与“傻白甜”或“女强人”与“暖心男”之间的爱恨纠葛，既不关乎职业，也没有主人公自强不息奋斗成长的故事。而很多历史题材作品，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发展不是由生产力的进步、旧制度的灭亡新制度的崛起来决定的，而代之以诸多偶然性因素，不符合历史事实，完全陷入历史虚无的主观臆想之中。造成这种文艺创作之病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一些文艺工作者为了市场、为了收益，完全把创作当成赚钱的工具，根本不考虑创作规律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创作者学养不足，只能看到纷纷扰扰的表象，缺乏对于生活的深入思考、深刻提炼所致。而根治此种文艺之病，则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修炼“诗外功夫”[7]，即要不断地修炼学识、修炼情操、修炼德行，注重对自身学识的积累扩充，注重对自身道德境界与思想认知修养的提升，切实提高提炼生活的艺术能力。

三 歌颂生活

“歌颂”还是“暴露”，是文艺创作必然面临的一个经典问题。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第四部分，重点谈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八种糊涂观念，其中有四种与“歌颂”和“暴露”相关，分别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8]。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这些糊涂观念是“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9]，而其提出的原因则是“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10]。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于“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也有较为明确的论述。他指出：“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11] 由此来看，是歌颂还是暴露，或者说主要的是歌颂还是暴露，已经非常明确，无须过多争论。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言，更是如此。社会主义文艺虽然也承担着对于黑暗丑恶的批判责任，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对光明希望的歌颂。这不仅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值得歌颂的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抒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实践，抒写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团结的中国，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12] 作为文艺创作的重要担当和历史使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还把“四讴”——“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13] ——作为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和文艺在新时代的价值和使命，充分证明了“歌颂”在“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中的价值与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1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天，歌颂生活并不只是要歌颂当下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和情感，对于“四讴”真正含义的理解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下题材。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也是“四讴”命题的应有之义。那些优秀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基本标准、坚守、原则、理念、精神，那些为民请命、抵御外侮的英雄豪杰、普通百姓，中华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都是值得我们讴歌和赞美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15]，“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6]。正是有了悠久丰富、开放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和培育，中华文明才得以在世界文明史上长久屹立、备受赞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由此涵养出的民族精神是我们的立国之根、立身之本。歌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歌颂民族精神，让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得到更广博、更长久的传播，这也是新时代赋予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当然，今天我们强调“歌颂”，并不是完全不要暴露。对于歌颂和暴露，我们必须辩证地去看，关键是要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度”。远离历史事实、生活现实，抽象地、一味地歌颂，必然会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令人生厌；而一味地表现私欲、物欲，专揭生活中的阴暗面，而不看现实生活的主流，则只会在社会中催生出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拜物主义者”“享乐主义者”“颓废主义者”，这些显然都不是文学的正途。是歌颂还是暴露，文艺家必须学会思考辨析，要根据现实创作具体来看。如巴金先生的小说《家》，虽然整部小说都在“控诉”，对爱情不自由、个性被压抑、礼教的摧残、家长的绝对权威以及卫道者的虚伪和无耻等的描写，似乎穷尽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但在小说的结尾，觉慧登船离家，面前那“永远向前流去没有一刻停留的绿水”，却让人们看到了明天的希望与对未来的期盼。而2018年上映的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追捧和共鸣，并非其一味地展示出了“正能量”，而同样是因为作品在对百姓生存困境的表现中让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困难背后解决问题的办法，看到了国家为人民幸福生活的不懈努力。破坏永远比建构容易，对黑暗的揭露永远比大团圆更有噱头，批判似乎也比赞美更有姿态，但文艺工作者应该谨记，文艺的使命就在于多在困难中寻找答案，多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多在危机中寻找希望。

四 创造生活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作家茅盾的一句话说：“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17] 对文艺“创造生活”这一观点的重申，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视文艺的价值和作用总体思想观念中的重要内容。如果说走入生活、提炼生活、歌颂生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以及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担负的职责与使命的肯定，那么“创造生活”则是在艺术实践层面上对如何实现这一担当与使命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文艺“创造生活”观点的重申和强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习近平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后，在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上的新补充、新认识、新发展。这里，文艺工作者手里的“斧头”必然是鲁班之斧，它精雕细刻，巧夺天工，能够创造最美的生活，能够塑造最美的形象，能够展现最美的精神。

首先，文艺应创造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世界。习近平多次强调文人之笔要劝善惩恶，“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只有幸福没有不幸、只有喜剧没有悲剧。生活和理想之间总是有落差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因此，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18] 文艺来源于现实生活，但绝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反映，而应以高于生活的标准，为人们提供一个有别于现实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应是一个充满温情、梦想、自由、奋斗、进取的世界，能让人在疲惫失落之后，重新唤起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精神世界。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由“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融合而成的红船精神，以及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的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工匠精神，如此等等，都是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9] 的孕育中生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文艺工作应该在弘扬这些精神方面上有所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20] 抒写时代精神，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应该是文艺创造的重要内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时代文学绝不是“时代+文学”的简单组合或生搬硬套，它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用敏锐的目光去捕捉时代，用诚挚的情感去感受时代，用高超的艺术创造去反映时代，如此，“一代文学”之辉煌，无愧于后人的精品力作才能真正出现。

其次，文艺创造生活还体现在它对整个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整个人类共同命运的观照上。当今中国已经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世界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更好地融入世界。文艺作品在文化的对外交流传播，以及创造建构中国形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文艺应该树立更高的要求和目标，不仅为国人提供精神食粮，更要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担起责任。创作新时代的史诗经典，为展示一个奋进、和平、合作、共赢的中国形象倾注更多的力量。除此之外，文艺创造是精神的创造，它不同于其他任何形式的创造；文艺创造是情感的创造，它能跨越不同民族、种族与地域人们之间的种种隔阂与阻碍，而以情感为纽带，将不同国度的人们联结在一起。世界上不同民族、种族、地域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在文艺方面彼此阅读与欣赏，就在于文艺的创造是与个体生命直接相关的创造，正如歌德所说“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21]，它所书写的都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文学都是“世界文学”，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所有文学文艺创作成功的秘诀所在。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与生活关系的基本观点，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对于文艺与生活关系的完整认识，有其内在的逻辑递进关系和体系性。走入生活强调文艺要反映世界，即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提炼生活则强调艺术家的主体准备，要时刻注意修炼“诗外功夫”，能在世间万象之中捕捉生活中的真、善、美，抓住事物的灵魂和本质；歌颂生活是强调艺术作品的主题表达，强调要用文艺去引领风尚，展现民族精神的美丽篇章；创造生活旨在强调艺术对接受对象的责任，要为接受者创造一个乐观、进取的精神世界，要为中华民族讲好故事，传播好声音，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四者统一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一命题之中，走入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必然准备，提炼生活考量创作主体的艺术能力，歌颂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担当与使命，创造生活则是对前三项工作所做努力效果的最终检验。

在文艺与生活关系的四个方面中，文艺“创造生活”的理念，应该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多的重视。黑格尔曾说：“只要我们执着于因果间的区别，则原因的作用，或原因所设定的后果，同时也是原因的前提。”[22] 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上同样如此，从传统眼光来看，生活为艺术提供了原料和土壤，但当艺术作品一旦生成，被人们接受和理解，又无时无刻不在重新创造生活，不管是马克思曾论述的“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23]，还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的“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24]，都是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艺术创造生活的能动作用。文艺与生活互相转化、互相创造，美好的生活理应被描绘为艺术中的美好，同时，艺术中的美好又催生、创造着更美好的现实生活。创作艺术经典无他，“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25] 如果艺术家不能认真地对待生活，不能走入现实生活的最深处，去提炼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歌颂新鲜事物，创造艺术精品，弘扬社会正气，传播国家能量，观照人类命运，那么艺术就只是跟在生活之后的机械复制者，艺术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魅力、存在的价值。如果是这样，那“艺术终结”“文学无用”的观念，或许也就不再是危言耸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