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很多学者都很怀念20世纪80年代那段时期。那时文学、美学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文学青年”或“作家”的头衔胜过其他一切职位或制服的魅力，诗人们具有振臂一呼的能力；那时对于一部文艺作品的讨论批评能引起整个文艺界乃至全民的关注，人们或杖履相从或针锋相对，热闹非凡；那时文艺理论也曾有过狂欢的时刻，国内自产的、国外引入的各种理论流派、术语轰炸式出现，蔚为大观，成为文艺文化与文艺理论繁荣发展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然而，在近几十年的文艺发展中，尤其是随着西方“解构”思潮的兴起，先是德里达提出“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1]，随后J.希利斯·米勒也坚持德里达的观点并进一步重申“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3]，等等。我们发现，文艺、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三项事业已然悄然地走向社会的边缘，文艺的魅力及其所能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少，“文学终结”似乎一度成为文学不可避免的宿命。那么，“文学终结”之后的文学理论又将何去何从？20世纪末期，“告别理论”的声音又在学界悄然而起，有学者认为，理论这种“按部就班的逻辑和一劳永逸的法则”，“在试图介入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时，常常会丢人现眼”，“理论形态越完备，就越缺乏实践功能”[4]。而就在这种“理论终结”“理论已死”的氛围中，学术界最终将走出这种理论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了文艺批评上。那么，文艺批评又能否担此大任呢？回望21世纪以来二十多年的文艺批评，“批评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似乎也成为学界的共识，有学者认为，“艺术家们生产了大量不可读也没人读的文本”[5]，以至于所谓的批评成为个人化的私语，既没有在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搭建好桥梁，更没有起到引领一个时代审美风尚的作用……文艺、理论、批评正在被不断变迁的社会碰撞、挤压着，沉沦和堕落着。

对于文艺出现的以上诸种问题，很多的学者都在不断地反思和追问，以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文艺出现问题的原因有哪些？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突围之路在哪里？是应该回归文本还是另辟蹊径？是要继续追随西方理论还是要重拾我国古典诗学传统？是让社会发展改变文艺还是用文艺的改变来影响社会发展？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话题，在不同学者的文章中虽有着不同的答案，但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或许永远都不会有定论。即使如此，讨论和研究却是必需的。面对文艺发生发展的现实状况，不断地探索追问，终究会为我们找到相对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向，使我们更加靠近问题的实质本质。这种探寻即使没有揭示出最终的答案，但这种探寻本身就是极其重要和值得肯定的，因为我们正走在解决问题的路上。

本书是笔者近年来对文艺各种问题的思考所得。随着对相关问题不断增多的关注，越发强烈地感受到，对当下文艺所有问题的探讨都必须绕回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个亘古不变的哲学命题上去。也就是说，对文艺所遭遇的困境以及文艺未来的出路这些问题的解答，都需要我们重新认真地思考文艺是什么？我们的文艺从何而来以及我们的文艺最终为了什么——也就是去向何处的问题。只有搞清楚了这些文艺的基本理论命题，文艺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才有可能得以解决，并最终走出困境，再次起航。

首先，我们需要不断地辨析文艺的相关概念和命题，从而更加清楚地理解文艺是什么的问题。例如，我们都知道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但为什么有的作家走向了基层生活，甚至被太阳晒黑了脸，创作出来的作品依然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再如，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问题似乎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问题，但在实际创作中却常常出现有的为了文艺的“真实性”而忘记“倾向性”，有的为了文艺的“倾向性”而不顾“真实性”等现象，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又如，在文艺批评备受诟病的情况下，学界越来越认识到“真批评”是解决当下我国文艺批评所存在问题和困境的抓手和钥匙，但所谓“真批评”只是敢于说真话吗？应该如何完整正确地理解“真批评”的内涵？等等。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文艺理论基本问题，过去我们没有很好地认识和解决，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很好地认识和解决。

其次，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文艺从何而来，什么才是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艺的根本力量所在。近些年，文艺理论界对于西方文论资源的反思性认识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当下不管是文艺创作的困境还是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危机，都越发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与我们最为血脉相连、于当下文艺实践最接地气的还是我国古代文艺的思想资源。不管是当下提倡的“德艺双馨”理念还是对文艺“培根铸魂”作用的强调，其实都来源于我国传统文艺思想资源，是传统文论资源在新时代结出的新的花朵。古与今从来不曾隔断过，一些古老的文论命题，如“文德”论、“文治”论等，对于当下文艺诸多问题的解决，依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从观念上打破把古代文论只是作为一种“传统”、一种“遗产”、一种“知识”的错误认识，转而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可以指导当下文艺实践的“活文化”，因为中国古代文论思想资源的气象精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血脉相连，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再次，我们还需要厘清我们的文艺最终是为了什么，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文艺去向何处的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文艺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2014年以来习近平同志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有关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之后，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理论建构，广大文艺工作者都激发出巨大的热情，对文艺、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使命与职责有了全新而明确的认识，以自觉的“历史主动精神”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同社会的发展、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之，广大文艺工作者只要深刻认识自己肩上担负的职责使命，就能切实做到笔下有气度、有格局、有乾坤。

以上的思考和想法是笔者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理念。本书内容主要涉及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近几年有关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各种新语境、新命题以及一些具体的批评实践案例，但在对每一个问题的思考中，本书都始终坚持深挖基本概念或命题的内涵要义、立足中国传统文艺资源和当下我国文艺发展现实实践，强调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新使命、新任务。文艺的繁荣发展之路或许永远都不会是一帆风顺，但对文艺以及文艺的未来却值得我们为之终生坚守、不懈拼搏。在今后的工作和研究中，笔者将以此为方向，继续努力。

---

[1][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4]徐岱：《感悟存在》，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166页。

[5]彭锋：《走出艺术批评的危机》，《文艺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