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理依据

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在国内外中国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其原因在于：

首先，他第一次将中华民族看成是一个“民族实体”和“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他指出的：“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经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多元一体的格局中，56个民族是民族的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费孝通的这种概括和区分，弥补了20世纪从严复、梁启超开始，一直到当代中国民族学、历史学等领域中关于“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总和”这一观点的实质性缺陷，既为历史上各个时期非汉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找到了历史的科学的答案，也为包括了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进行了梳理，明确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其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实体”和“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高层”中，将汉族还原于“基层”之中，既指出汉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是中华民族这个整体中的一员，又历史和客观地指出汉族在“基层”中的“凝聚”与核心作用。正如他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到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在此，费孝通先生从根本上纠正了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关系中存在的大汉族主义错误倾向。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与其他民族文化存在的先进与后进的客观差距，才形成了汉族对其他弱势民族的偏见和大汉族主义唯我独尊的霸权心理，这也是长久以来历史学、文学领域中“中华民族”常常被“汉族”所偷换的深层原因。

此外，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客观地肯定了汉族历史和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历史地位，避免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个整体中，因过分强调自我的历史贡献、价值，导致的对中华民族的高层认同的消解，从而把所有民族的认同指引到中华民族的最高层次的认同上来。在上述立论的基础上，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指出对中华民族这个高层实体的认同与各民族自我认同和存在、发展的关系：“高层次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11]此外，他还指出中华多民族的“多元”中，“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从而使中华民族这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获得长久的“生存和发展”。

应该说，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既打破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传统历史书写观念和模式，又以“一体格局”的论断弥补或者纠正了中华民族起源“多元说”可能导致的对某“一元”的过度强调，造成对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的偏失。

费孝通先生的理论是他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对中国众多民族的实地调查和对中国历史深入研究后得出来的科学结论。从1935年第一次到广西大瑶山对瑶族进行实地调查，到1951年、1952年参加“中央访问团”，负责贵州、广西的民族调查，到1959年参加中印、中阿、中巴的划界工作，直到1989年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思考和探索。在《民族研究——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中，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作了很好的说明：

新中国的成立在我国历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国社会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民族关系的转变，从不平等的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是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变的是民族间不平等的关系，不是这个民族压倒那个民族，就是那个民族压倒这个民族。在这段历史里，中国在政治上有过多次改朝换代，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也变过多少次，但民族压迫的关系并没有改变。直到这个世纪初年，封建王朝覆灭，进入了民国时代，才开始由孙中山先生为代表推选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又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方出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事实，并在国家的宪法上做出了规定。

……

我的困惑出于中国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很难周全。

……

我不是专攻历史学的人，但对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有反感。

……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否定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国家有许多工作要做。……要求他们对当时了解得很不够的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民族研究这个名称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项工作事实上并不包括对汉族的研究。理论上原是说不过去的。……由此而产生的民族研究实际上成为不包括汉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研究。[12]

民族研究和民族学的对象限于少数民族自有它的缺点。缺点就在于把应当在民族这个整体要领中的局部过分突出甚至从整体中割裂了出来。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而且如果对这些少数民族分开来个别加以研究，甚至对各民族间的关系也不易掌握 ，民族学这个学科也同样受到局限。从严格理论上来说，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只能是民族学范围内的一个部分而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13]

从这里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建立有三个基石：一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一历史事实，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三是《宪法》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法律规定和以立法的方式，在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等方面提供的国家制度的刚性保障。这种理论所针对和要解决的问题有四个：一是正视历史上中华各民族的不平等的事实；二是传统中国历史书写（关于中国的传统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中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历史观；三是割裂非汉民族与汉族经济、文化关系的错误的民族关系观；四是民族学研究领域内的民族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的错误学科观。

但是，费孝通在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学说中所针对并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依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宪法的明确规定并没有在作为国家知识建构和体现国家意志的“中国文学史”知识体系中得到体现。从1954年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写进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1982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订时加入“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国家对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的认识呈现出不断加深和强化的清晰的发展趋势，但在文学史研究中，虽然也产生了《中华文学通史》这样包容了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学成果的文学史著作，但绝大多数文学史研究者和文学史著述明显缺少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更没有一部明确体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史并没有体现出各民族创造的文学成果，亦即没有体现出《宪法》有关规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其二，历史上各民族的不平等在文学史写作中依然以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忽略或回避的不正常方式存在，如藏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的《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至今也未能进入文学史或许就是最好的例证。不仅如此，“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边缘化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非汉民族文学的边缘地位。

其三，“中国文学史=汉族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汉语文学史”，或者“中国文学史=汉族文学史+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史”中所表现出来的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倾向，仍然是目前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并予以纠正的普遍现象。

其四，费孝通指出的“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的严重问题同样出现在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在民族文学研究内部，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仅反映在学科研究的体制上（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各民族院校和省区的民族文学研究机构），而且还表现在学科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向上。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设立，不仅将“语言”和“文学”两大门类归并在一起，统称“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暴露出当初设计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认识上的严重不足。而且，在学科名称上，还特别用“括号”的形式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后面加上后缀“（分语族）”于是，少数民族文学被分割成“蒙古族语言文学”“藏族语言文学”“维吾尔族语言文学”“朝鲜族语言文学”“哈萨克族语言文学”等，从而，不仅将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二元并置、彼此独立，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学按族别的分割，也在客观上进一步将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弱势化，多民族的一体化、整体化根本无从谈起。

因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作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理基础，就在于这个学说从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的角度客观地描述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厘清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历史地还原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它为我们认识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文学真实的历史面貌提供了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的理论支撑和依据。

除此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考古一系列重大发现，如：被称为“中华第一村”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的距今10000—8000年的兴隆洼史前聚落和城址；在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的距今10000年前后的陶器、磨制器和石器；辽宁省凌源牛河梁发现的史前神庙、祭祀遗址和“女神”；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出土的大量“另类”青铜人像系列青铜器物；宁夏西夏王陵、黑龙江渤海都城和贵州墓葬的发现、发掘，等等。这些大量的考古发现，用历史现场物证的方式，进一步颠覆了“三皇五帝”核心说，进一步发展了顾颉刚等人对打破中华民族出于一元，中华地域向来一统等观点做出的努力。其中，称得上对中华文明起源做出重大贡献的苏秉琦以《中华文明的新曙光》[14]《文化与文明》《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15]《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等成果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已被勾划出来了”，“中国文化传统脉络已经初步摸索到了”[16]；他不仅总结归纳了中国国家形成的北方“原生性”、中原“次生性”以及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国家形态的“续生性”的中国国家形态的“三部曲”，同时指出：这“三部曲”“立体交叉，多次重复，历经我国整个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全过程，近六千年编年史，它的另一个侧面，则是我国多民族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17]。而在1999年出版的《中华民族起源新探》[18]中，他不但梳理了20世纪中国的考古学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重大发现，而且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高度和宏观视野中，审视、思考、归纳他所面对的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他认为，至少在距今60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火花恰如满天星斗。这些不同的文化系统各有根源，他们分别创造出自己灿烂的文化。也正是这种立足于无可争辩的考古学成果的中华文明起源多元性的观点，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中原以外的更加广阔的历史时空，来思考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

2004年，作为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正式启动。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经过10年的努力，考古学家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已经出现了比较发达的文化形式，而且各个区域文化的上层社会之间也出现了广泛的交流，虽然各有特色，但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走向一体。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虽然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但却始终没有脱离自己的根基和传统。”[19]至此，中华文明起源一元说与多元说的争论已经没有意义。诞生于不同区域，形成不同文明的中华各民族，就是这样在碰撞与交流、冲突与融合中一路走来，多元一体和“滚雪球”无疑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最客观的描述。因此，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历史的还原，为文学史研究客观地展示中华多民族文学多元一体、共同发展的历史图景，提供了充分的史料和证据，也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