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学传播学的生成

文学社会学研究和文学接受研究所聚焦的维度偏向社会和读者，是对只以作家、作品研究为核心的传统文学研究的丰富和延展。因此，在作家、社会、作品和欣赏者这四要素所组成的文学研究秩序变得稳固下来后，我国文学研究者开始对文学传播学的学科建构展开思考。

在谈论关于文学传播学的学科建构之前，有必要对之前国内的文学传播研究样貌阐述一二。20世纪80年代国内涉及文学传播研究的文章非常少，主要有蔡若明在《法国研究》1984年第4期发表的《传播问题初析》，张可礼在《文史哲》1984年第5期发表的《建安文学在当时的传播》，开始对文学传播的具体形貌展开思考。20世纪90年代，国内涉及文学传播研究的成果有了一些，早期成果主要是从理论视角对文学传播加以阐析。如朱桦在《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的社会化》，文章认为“文学接受是由传播导入的社会行为，文学传播是文学价值实现的社会中介”，并进一步指出，“文学传播作为社会中介联系了文学生产领域和文学消费领域，文学家→作品→传媒→接受者，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文学社会活动的有机过程”。[30]秦志希在《现代传播》1996年第4期发表的《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基本特性》，谈到“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基本特性使文化得以延续、创化、演进，同时特定文化又对传播行为提出规范与评价，对传播起到深层的制约作用”[31]。张荣翼在《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发表的《文学传播的批评意义》，则对文学传播的批评性进行了研究：“鉴于文学传播作为中介的重要性，在文学研究中也就有必要对它的特性加以审视。文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它的批评性。说到文学批评，人们大多只想到批评家，认为那是由批评家或至少也是某些特定的人来进行的活动，但是并非行为主体的文学传播其实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廓清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文学传播的特征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32]王兆鹏在《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发表的《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开篇就指出“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创作——传播——接受三个阶段，亦如一般商品所经过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个阶段一样。因此，文学史研究，应该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33]

整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学界关于文学传播的理论性思考，基本都处于破题阶段，对文学传播研究开宗明义的价值大于具体研究的深导性。

也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文学活动和文学传播的同构性，从文学活动视角勘探文学传播意义。如李郁在《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学活动中传播的意义》，论文指出“文学活动从艺术本文创作的完成到接受乃至回归、反作用于世界，这个过程的发生、运作就是文学的传播。文学传播在文学活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传播方式在宏观上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发展，同时在微观上制约着对既有艺术本文的阐释。传播方式的演变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即社会性格的引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4]

除去上述在文学研究中对文学传播进行理论性观照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其他涉及文学传播研究的论文大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传播学视角切入对作品或具体文体的研究。代表性论文有王小盾在《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发表的《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论文“通过对一系列韵文文体的成因的研究，论证了文学传播方式对其体制变迁的直接影响”，作者认为“韵文最基本的功能是记诵功能，其原始体制产生于仪式叙述的需要。《诗经》体是祝颂，比歌、兴歌的产物；楚辞体的结构特征和语助特征来自相和歌唱；赋原是周代乐教中的雅言诵，因‘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与音乐脱离，成为作家文学最早的文体”，论文还讨论了“铭刻、书写等传播方式对于文体发展的作用，五、七言诗体的形成过程及其与乐府的关系等问题”。[35]作为国内最早的一篇书写韵文传播方式与体制变迁的研究论文，该文的诸多论点颇具启发意义。

还有李玉莲在《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发表的《元明清小说戏剧传播方式研究》，论文“则在广泛搜集整理元明清小说戏剧文本流传资料的基础上，将元明清小说戏剧的主要传播方式归纳为选辑、改编、评点、翻译四种，并以传播学的理论对其分析研究”。[36]这种对具体文体在具体历史时段的具体传播方式的爬梳，显现出文学研究的落地性。

另一类则从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等视角进入到历朝历代文学研究中来。如徐枫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发表的《试论宋代文学的编辑与出版》，论文认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需要，伴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宋代出现了一个与前不同的崭新的传播形态。它的重要标志，就是出现了许多编辑人和刻书机构，促使编辑传播正式取代了以往文学传播以自然传播为主的局面。宋代编辑大多以兼任为主，编辑体制尚不十分完善，但其编辑工作已经与出版密切相关，编辑业务、编辑思想也有了一定进步，不仅编印了大量历代文学作品，到了南宋，还编辑出版了许多宋当代作家的作品，且密切了与作者的交往，开始了主动约稿的活动。其传播形态较之以往文学流通的样式，具有内容精确，错讹少；书籍复本多，亡佚少；传播范围广，效率高等优点，大大促进了宋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37]叶桐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发表的《新文学传播中的开明书店》，则详实论证了开明书店的生成史，以及开明书店通过国文教育和大量新文学作品的出版，对新文学传播与新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推进作用：“开明书店不是学校，它对中学国文教育的影响是通过有关出版物实现的。这些出版物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国文教科书和国文教学辅助读物。”[38]还有郭英德在《求是学刊》1999年第2期发表的《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论文指出元代和明代的“文学接受都不仅仅仰仗于朝廷的文教政策，也不仅仅依赖于文人的思想宣传，它更重要的是要借助于各种社会传播方式。元明时期文学的社会传播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一）书籍的借阅和传抄，（二）书籍的抄刻和买卖，（三）戏剧演出和说书活动”。[39]

上述研究成果在具体时间段落的文学研究中，增加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视角切入，一方面通过新视角获得新视野、新观点，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已经成形，对静态文本的历史研究，其视野和视角却不能固化，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视角加入，则在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论上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动态性。

21世纪伊始，文学传播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在视角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上都有了新变化。赵抗卫在《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发表的论文《文学作品与现代传媒》中指出，“从传播的角度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100年中，先后出现了报刊、广播、电视、因特网这四大媒体，以各种形式传播着文学作品”，论文拿出详实的论据，依次论述了报刊、广播、电视和因特网这四大媒体对文学作品传播的推动。[40]徐国源在《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吴地俗文学传播论》则将文学传播视角放置于民间文学研究当中，“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论述吴地俗文学与当地稻作文化、民间信仰及民情风俗诸要素之关系。揭示各种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因素对于吴地俗文学兴盛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并进而深入文学内部探讨吴地俗文学的审美意涵和地域个性”。[41]

这两篇论文，一篇锐感于现代传媒的介质更迭对文学作品传播的不同影响，前瞻到因传媒介质与传播秩序的巨变，“所有传统的文学样式、文学传播方式、文学传播途径、文学作品的市场、文学作品的受众对象、文学作品的社会地位等等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变化”[42]，是文学研究对传播语境裂变的一次敏锐呼应。另一篇则是用新的研究视角，对区域俗文学（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文学）研究从外延到内涵的一次伸展，为我国区域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传播研究提供了实践支持。

此外，21世纪初还有一些论文在阶段文学传播研究和文学文体传播研究上用力不少。比如王玫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发表的《建安文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张平仁在《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5期发表的《明清时事小说与时事剧的新闻传播价值》。这些研究成果一边继续推进文学传播研究的具体实践，一边还保留着文学传播研究之初新闻传播视角的应用，体现出文学传播研究的跨学科性。

在文学传播方式的嬗变上，研究者在21世纪初有了更为清晰的呈现。蒋晓丽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发表的论文《副刊：不独立的文学大众传播方式——论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文学传播方式的嬗变》，指出：“副刊的出现，除了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传播方式的产生外，还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这就是近代中国大众传媒产生以来文学与新闻的第一次划界”，从此“大众传媒刊登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中国文学传播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其通俗化、平民化特点，在近代文学的发展和流演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43]而李春雨2004年在《中国比较文学》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传播方式现代变革的影响》则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文学传播方式现代变革中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论文认为，“传教士出版活动在带动中国传统出版业的现代转型以及中国文学传播方式的现代变革的同时，也直接推进了现代文学运行机制的建立。文学传播方式的变革，传播机制的市场化，使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都与以往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作者的审美创造、传播者的经济利益、统治者的政治利益以及读者的审美趣味等都参加到文学作品的社会化过程之中，使文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相互权衡的产物，最终告别了文人自娱或藏之名山的古典时代”；论文还指出，“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同时也带来了中国文学与近代思想精神的联系，带动了传统文学观念、题材、语言、体裁等诸多要素的现代变革”。[44]

报纸作为人造物的一种，在晚清末梢，成为汇智民众的现代传媒。而西方传教士作为推动中国文学传播方式现代变革的人群出现，则通过他们的出版活动，初步参与了传播学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塑形。研究者对他们的深描，是从传播学意义层面对现代性质的人和现代人造物的恳切观照，为后续研究开疆拓土。

除去对传播媒质和传播人群的照拂，21世纪初的学者也将视线投射到新文学体制的生成上。2003年有两篇论文不约而同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文学体制进行了论述。王本朝2003年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发表的论文《论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生成背景》从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视角切入，是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的发轫。论文指出：“文学制度是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体制，它制约、规定着文学的意义和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生成背景中，新式教育、大众传媒和都市空间为现代文学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推动了现代作家的职业化和文学传播的大众化体制的建立。”[45]张荣翼在《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6期发表的论文《文学传播中的当代问题》中，则列举了当代文学传播中的评奖机制、传媒的产业、市场化运作，以及电脑写作和影视艺术对当代文学的挑战，论文直指“评奖/通吃”现象：

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在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个对已发表作品的再甄选问题。在古代它是以接近自然状态的读者兴趣来决定的。固然，读者兴趣可能受时尚左右，但它多少可以有多样化的空间，而近代以来通过设立文学奖项，读者兴趣已不是“自然”的了，它受奖项评委们的品位所左右。从静态角度看，评委们的确要比一般读者更能体现评价公允，但在去掉了读者感受的多样化后，就使得原来文学评价的复杂格局变成少数人之间的磋商，而它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学作品经由时间检验的进程大为缩短，人们的文学评价缺少了文化上的积淀。[46]

2004年，学界的文学传播的研究呈现出整体性趋势，不仅论文开始以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这些具备学科整体性的文学内容作为文学传播的研究对象，文学传播学作为学科的提出，也始于2004年。

2004年有两篇学术论文分别对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从整体架构上开启了文学传播学思考。一篇是王本朝在《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另一篇是张次第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略论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目的与方式》。王本朝论文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由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创造的。以报刊和出版社团为中介和手段，并由此形成的现代文学传播机制，参与了现代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形式的创造，进而推动了文学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进程，贡献了文学的新形式和新作家”，论文还以“《小说月报》对冰心的‘塑造’为例，说明了‘媒介与作家’的复杂关系”。[47]张次第论文则指出：“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目的主要有：统治者民意考察、士人干预政治、抒豁怀抱、自娱与娱人，以及教化民众、艺术鉴赏、文学价值追求，也包括商业营销等方面。而此一时期文学的传播方式则主要有聚徒讲学与周游列国，谏停与酬唱，音律、行吟、游仙隐逸、传抄与刻石等等。辅助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有：作家品格及其社会地位、艺术形象与故事情节、统治者喜好、语言与修辞等。导致上述文学传播目的和方式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诸种文学传播思想：‘大言不言’、‘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再次立言’、‘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以幻为真、声律传文等。”[48]

可以看出，文学传播研究走到2004年，已经由最初的碎片式理论思考发展到区域文学传播研究、历代文学传播研究和具体文体传播研究实践，再由传播媒介的嬗变研究发展到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传播的整体性研究。有了前期文学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准备和具体时段文学的传播学研究实践打底，文学传播的整体性研究的出现就是必然。

这样的研究氛围，也催生了博硕学位论文写作对文学传播研究课题的选择。2002年和2004年有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就以文学传播学研究为主题。需要说明的是，21世纪以来20年，以文学传播相关研究为主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数量不算少，笔者在这里只列举最早的两篇文学传播研究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余学位论文就不复赘述。第一篇是蒋晓丽2002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论文“从跨学科角度，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关系，以及中国近代大众传媒在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进而探讨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断裂与延续的传媒动因以及中国‘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转换机制和在近现代的逆转方式，这对于正确认识大众传媒重要的文化功能，正确理解中国近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演变规律，正确评价‘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推进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49]将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密切关联起来，是蒋晓丽这篇学位论文的亮点，但论文正文八章内容的研究结构还是以影响—改变模式为主体，媒介与文学间发生和发展的互为形塑研究，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

第二篇是曹怀明2004年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大众媒体与文学传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传播学阐释》，这篇论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产业化为取向的大众媒体，其外部环境及内部格局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大众媒体与文学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调整中出现了新的局面。大众媒体已不仅仅是文学的载体或介质，它形构了新的文学传播语境，在拓展文学生产与传播空间的同时，也引发了作家、编辑、受众等文学群体的变动，并在文学话语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50]这篇学位论文主体四章内容，分别观照媒介组织业态、作为传播内容的文学话语、媒介功能本身和文学受众与市场、文学表现间的关联，较为鲜明地体现了从英国文化研究开启的传播批判学派的学术立场。这自然同论文研究主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社会语境密切关联。市场追利之手，被逐利主义的底层逻辑所制导，它的现身，不仅打破文学传播秩序的原有平衡，还为技术文明在文学传播上的狂飙突进提供了空间。21世纪初，技术文明对文学书写、文本输出和文学阅读等文学传播核心环节的颠覆式改写，尚未完全成型，故而研究者会把批判视线聚焦于社会业态市场化的翻涌，及其所生成的当代文学传播形貌的变革。值此，文学传播研究的多元化路径当中，除去正在从容勃发的传播学阐释路径，对文学传播从主体到受众当中的消费主义倾向进行文化批判的研究路径也开始枝繁叶茂。

文学传播的整体性研究既已开启，对文学传播学的学科性建设的思考也接踵而来。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国内最早将文学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提出建设目标的是曹萌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论文的重心是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曹萌开篇就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这一具体领域的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研究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51]

曹萌称文学传播研究尚为空白，那么无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研究还是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都能检验和完善传播学的一般方法论，也都能拓宽并丰富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与方法体系，并无本质性区隔，因而他所总结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意义主要还是在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突破上。新学科研究范式的加入，就有可能在这种跨界碰撞中擦出灵韵之光的火花。这篇论文在介绍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基本思路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古代文学传播的一般表现，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传播类型、传播思想和辅助性要素这四个部分。论文结语部分则从音乐、格律和修辞、文本语言、创作主体、作品本身与文学批评和鉴赏这五个“与文学传播、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发展有关的特定规律和理论质素”[52]做出了说明。

2006年，霍有明、李永平的论文《文学传播学刍议》也是以古代文学传播为例展开对文学传播学的论述，对于为什么只选择古代文学作为文学传播学的研究对象，而排除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篇文章给出了一个解释：

从理论上讲，文学传播学以历史上所有时间段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然而现实中，部分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的传播活动正在继续，研究规模和把握的程度还都不够到位，不足以奠基并支撑起一个学科。在文学传播学奠基学科的选择上，笔者看来，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堪当此任：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庞大，研究的取样规模大，又跨越了南北方广袤地域和文化圈层，还经过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方式演变的打磨和长期的全方位的包括版本源流在内的深入研究，基本“尘埃落定”。所以，以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为先导，探讨文学的传播机理，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文学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文学和传播学研究领域，为文学传播学学科的建立奠定扎实的基础是可行的。[53]

给出上述解释后，这篇论文仍以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为例阐发了文学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和文学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曹萌论文提出对古代文学传播方式、传播类型、传播思想等进行分类内容研究不同的是，霍有明、李永平的这篇文章主要是从“文学本体要素与传播和文学外部要素与传播两个方面”[54]来阐述文学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文学本体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的关系，主要研究文学的本体要素如人物形象、题材、体裁、叙事策略、音韵、语言、修辞、媒介等与传播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文学外部要素与传播之关系，主要研究传播的社会控制与文学传播、文化传统的继承与文学生产、家族地域与文学流派的形成、传播媒介的变迁与文学传播模式、方式的演变等”。[55]

整体上看，作为比较早的一篇论述文学传播学的论文，曹萌的论文对古代文学传播的一般表现的归集，有一定的启发，至少在古代文学研究范式上有了新的突破。从传播方式、传播类型和传播思想等几个视角做出的分类，传播学的一般性质素有了，但是属于文学本身的，或者说属于文学传播学自身的特有质素并不鲜明。霍有明、李永平的论文则在文学和传播的结合区域提出自己的核心观点，聚焦文学本体要素、外部要素与传播要素间的关联，至少在文学传播学自身的质素挖掘上发轫肇端，不过，该论文对此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探掘阐发，只是停留在观点的初步提出上。李永平在2010年单人署名发表的论文《文学传播学论纲》，其研究内容在2006年的合著论文基础上有所延展，强调要“从遗产传承及其传承活动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的角度审视文学的传播（传承）属性”[56]，论文从文学传播学的建构层面提出要“厘清文学传播活动和文学接受活动的关系”[57]，论述则从理论焦点和方法论的角度做出了区分：

接受分析把受众的接受过程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因而继承了文化研究的传统。它的理论框架从符号互动到心理分析，无不涉及，因而既立足于文学批评传统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又来源于使用与满足研究传统的新创的接受分析方法。自然，广义上的文学传播效果研究包括文学接受分析。也就是说，接受活动核心部分是文学传播效果所关注的对象。但接受分析的理论是语言叙述类的，理论焦点在信息和受众，社会制度是次要的。就方法论而言，接受分析的理论主要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途径以深度访谈和信息分析为常规；分析技术以解释性为常规，很少采用数据方法；成果表达有时采用数据和图表，但通常以语言分析和叙述为常规。这和文学传播学的社会科学属性有很大的不同。[58]

文学传播研究的学科性框架思考的兴起，就会在研究聚焦上同之前文学传播相关研究的取向划出区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传播研究，从理论性阐释到区域文学、断代文学、具体文体的传播学研究实践，再发展到以文学与传媒的关联性研究为主体框架的整体性研究，都是基于阐释或批判立场的现象式/思潮性/史论性研究，决断的深刻与意图的谬误汇集成文学传播研究的图景；文学传播学的学科性框架建构研究则是一种建基于学科建设的整体性研究，无论学科建设的理论资源的导引，抑或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路径与研究取向的构建，最后都需要在基本面上形成共识，学科建构层面上的认知论共识是基本前提，才会有后续的学科性实践。这不是对学科性建设思考的随意发挥，因为如果在基本面不能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就去展开学科实践，那么这种所谓的学科实践就很可能陷入碎片化的自言自语当中。

2006年12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以文学传播学命名的著作，是文言主编的《文学传播学引论》。该书共分十章，主要对文学传播主体、文学传播过程、文学传播媒介、文学传播内容、文学传播受众、文学传播效果、文学传播的控制、中国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和文学研究的传播学方法这九个部分展开粗线条勾勒。[59]除去第六章故事接受方式和接受风格研究在全书整体框架中略显突兀，全书内容用传播学理论框架“填充”文学传播学的学科性研究框架的痕迹较为明显，文学传播学自身的学科质素未能获得高能见度。

2008年柯卓英的论文《文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则提出文学研究在文学传播学研究当中的基础性作用，“文学传播学不是文学与传播学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传播学的理念与术语，从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文学传播现象，考察文学传播过程，讨论这种不同于一般大众传播的文学传播的特殊规律及其原理、原则”。[60]对“不同于一般大众传播的文学传播的特殊规律及其原理、原则”的探求，理应成为文学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要旨，否则就可能只是借了传播学帽子的文学研究，那么这种“文学传播学研究”就会变成传播学研究框架的浅表化借用和传播学研究对象的领域性扩张。要知道，在文学研究领域采用传播学方法论，用新视角审查文学传播的做法，在文学传播研究发轫期便已启用，但是在考查文学传播过程中，是依循文学传播自身的规律或原理，而不只是传播学的普适性律令的简单移植，则是文学传播学从学科建构到实践研究都需要正视的问题。

对文学传播学学科建构展开思考的成果总体上并不多，就寥寥几篇论文。除去上述几篇，还有杨立川在《人文杂志》2013年第11期发表的论文《我国文学传播学学科体系研究刍议》，以及吴大顺在《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现状及文学传播学构建》。杨立川的论文在对曹萌、李永平、文言、柯卓英等几位学者所撰写的文学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做出综述后，指出关于文学传播学学科体系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一，研究对象的泛化和窄化问题。一些学人把文学传播研究的对象扩展到文学生产甚或作为文学同门的一些艺术领域，也有的论述又似乎仅关注了大众传播形态的文学传播现象。其二，在文学传播学学科体系构成方面，亦应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强化其系统性、完整性。”[61]吴大顺则在爬梳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需要“重新审视传播学与文学传播学的关系、构建文学传播学学科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进而指出，“从传播学与文学传播学的学术旨趣和发展历史看，二者更多地是交叉和借鉴关系，并非从属关系，从文学研究分支而非传播学分支确立文学传播学学术目标和理论系统更具学术发展空间”。[62]

上文援引的杨立川和吴大顺的论文对文学传播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质询，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折射出这一学科体系建设的现状：方法论上的意义增益更胜过学科性意义建构。当下，国内文学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很多，包括不少高质量论文和学术专著，但是总体上还是通过传播学视角，对已有文学现象、作品、文体、区域文学、阶段文学等在发生学和发展学上做出重新审视。关于文学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建构，主要由几位古代文学研究学者提出，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和当代文学研究学者鲜少有人展开对文学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思考。

这一方面和古代文学的文本完成时性质相关，古代文学研究对象都是在历史淘洗中留下来的成果，对其进行研究，是从现有的静态结果去反溯发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而这种对过程的反溯研究，所应用的也是同样已为静态的过去时资料，对于研究者，资料的周全归集格外重要，研究视角的择取也不能轻慢。文学传播学的具体研究成果里，古代文学研究致力颇多，传播学方法论的运用所带来的研究破题，恐能资证一二。

另一方面，对文学传播学的把握，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这里，会比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遇到更多阻障。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正处于变动不居的时代洪流之中，文学书写形态的更迭、文本输出介质的丰富以及传统的读者在新阅读环境下的角色多元，都给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研究提出更多挑战。研究者面对的是正在进行时的文学传播，它不是静态呈现的某种结果，而是需要不断追踪才有可能把握一二的动态过程，如同对“进托邦”（protobia）的追赶。

不过，“进托邦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变化的状态，是一种进程。在进托邦的模式里，事物今天比昨天更好，虽然变好的程度可能只是那么一点点。它是一种渐进式的改进，也是一种温柔的进步。进托邦中的‘进’（pro-）来自于‘进程’（process）和‘进步’（progress）。这种微小的进步既不引人瞩目，也不鼓舞人心，极易被我们忽略，因为进托邦在产生新利益的同时，也在制造几乎同样多的新麻烦”[63]。

而“新利益”与“新麻烦”共在的进托邦，就是中国当下文学发展的现状，“新利益”源于新语境下文学生产和传播链条上不同角色间位置空间的变易，这也是新媒介进入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后对人们原有的空间结构平衡的改变所产生的结果，“新麻烦”同样源于传播空间的变易。对这些还处于“变化”和“形成”状态的文学生产、传播行为，做出追踪和观察，从而更好地把握当下文学传播的流变和异动，在我看来，对研究者的要求，就不只是传统文学传播研究的体力、脑力和眼力需求，它还需要对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深刻裂变有所感应，并有所呼应。这是本书写作之缘起，也是本书写作之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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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凯文·凯利：《必然》，周峰、董理、金阳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36—337页。

[2]周宪：《现代西方文学学研究的几种倾向》,《文艺研究》1984年第5期。

[3][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4]周宪：《现代西方文学学研究的几种倾向》,《文艺研究》1984年第5期。

[5]李泽厚：《美学的对象与范围》，载中华美学学会编《美学》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9页。

[6]方维规：《“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3期。

[7]方维规：《“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3期。

[8]胡适：《北京大学 〈国学季刊〉 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期。

[9]谢桃坊：《略谈胡适的小说考证与整理国故》,《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3期。

[10]胡适：《北京大学 〈国学季刊〉 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期。

[11][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12][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13][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14][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15]钱穆：《中国文学史》，叶龙整理记录，天地出版社2015年版，第299页。

[16]钱穆：《中国文学史》，叶龙整理记录，天地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

[17]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18]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2页。

[19]高玉：《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的困境及可能性》,《江汉论坛》2018年第10期。

[20][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版，第33页。

[21][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版，第34页。

[22][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版，第34页。

[23][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140页。

[24]吴波：《浅谈唐寅文学——评 〈唐寅集〉》,《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6期。

[25]（明）唐寅撰、（明）唐寅辑、（明）袁宏道评：《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卷1，明刻本，国家图书馆影印本第2—3页。

[26][法]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27]赵景深：《新文学过眼录》，陈子善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28]郭绍虞：《再版前言》，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29]郭绍虞：《自序》，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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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徐国源：《吴地俗文学传播论》,《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2]赵抗卫：《文学作品与现代传媒》,《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

[43]蒋晓丽：《副刊：不独立的文学大众传播方式——论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文学传播方式的嬗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44]李春雨：《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传播方式现代变革的影响》,《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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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曹萌：《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52]曹萌：《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53]霍有明、李永平：《文学传播学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4]霍有明、李永平：《文学传播学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5]霍有明、李永平：《文学传播学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6]李永平：《文学传播学论纲》,《当代传播》2010年第5期。

[57]霍有明、李永平：《文学传播学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8]李永平：《文学传播学论纲》,《当代传播》2010年第5期。

[59]文言主编：《文学传播学引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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