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系统

一 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创建

（一）日军细菌武器研发背景

细菌武器又称生物武器，和原子武器一样，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因战争驱动而开发的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不但没有削减，反而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刺激下变本加厉。1931年9月18日，日军关东军发动满洲事变，很快就侵占了整个东北，从而成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此后在整个30年代，日本军方都在谋划比日俄战争更大的战争，在其战争谋划中，不管它采取向北进攻苏联的北进战略还是向南进攻英、美、荷、法的南进战略，战略的落脚点都是为了侵占整个中国。

在未来的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别需要强力的新武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

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是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1]

日军细菌武器的研制实际上是日本对其国家之短处的认知，欲以其科技之长弥补其人力、兵力之不足。细菌武器要达到其“撒菌成兵”的效果，日本必然要发挥其侵略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

石井四郎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加强细菌武器的研发、建立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建议时，正是以日本“资源贫乏，军力有限”为事实依据的：“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一种。”[2]“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武器。”[3]

（二）日军细菌武器和细菌战的始作俑者：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见图1-1）是日军细菌武器研发的积极推动者和细菌战的狂热鼓吹者、实施者，他于1892年6月25日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千代田村加茂地方，其父亲是当地富有的大地主。石井兄弟四人，他最小，长兄早死，二哥石井刚男和三哥石井三男后来均在第731部队服役。[4]不仅石井一家，加茂不少人也加入了石井四郎的细菌战部队。[5]1940年12月以前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又称加茂部队。[6]由此可见，石井部队利用家庭和乡土关系招募人员，以达到部队成员对其忠诚和对外保密的效果。而实际上，这种效果也确实显现出来，“本乡农民对其家族的忠诚，在石井后来的满洲岁月里，证明极其有用”。[7]

图1-1 获得少将军衔时的石井四郎
转引自[日]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一），角川书店平成8年版，第251页。

1920年，石井四郎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同年，入现役担任军医，1921年升任中尉。1927年，他以《有关革兰氏阳性双球菌之研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忙于准备博士学位论文之时，他为曾参加1925年日内瓦裁军会议的原田中尉的一篇关于生物战的论文所深深吸引。他由此认识到生物战的潜在威力，开始寻求生物战为日军所用的可能性。1927年，他利用与军部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多重关系，往来于京都、东京之间，为细菌战成为军部的战略考量而展开频密的游说活动。[8]据原陆军参谋部参谋远藤三郎的回忆：“当时，石井那张脸人尽皆知，他总是强调细菌战在战术规划中的作用。”[9]他鼓吹，相对于传统武器，细菌武器成本低廉，它是保卫日本国家利益的重要武器，细菌战必定有清晰的战争用途，否则它就不会被国联列为非法。[10]由此可见，石井具有明显的逆向思维，他认为越是国联禁止开发的武器就越有战略价值。而国联禁止开发生物武器的决议根本无法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研发细菌武器的决心和行动。

但是石井在东京研发细菌武器遇到了麻烦，实验室的武器如何才能在战争中证明有用，解决的办法就是首先将细菌武器在人体中得到检验。但细菌武器的传染性使他不敢在东京做研究，一旦发生意外，就会成为他的对手攻击他的把柄。于是他萌生了在国外另建试验基地的想法。石井指出，“细菌战研究有A/B型之分，A型为进攻，B型为防御。疫苗研究为B型，可以在日本做，A型研究只能在国外做”。[11]石井四郎把开发用于进攻的细菌武器的基地建在国外，可见其并不把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人的生命放在心上的魔鬼心态。

（三）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与背荫河东乡部队

1932年8月，石井在军方的支持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见图1-2）建立防疫研究室，成为此后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国内基地，同时又在中国东北哈尔滨背荫河建立国外细菌战试验基地。

图1-2 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校门（1936年）
[日]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书前插图，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昭和11年版。

1933年8月，石井四郎又在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的日军陆军医院南院设立细菌研究所，该研究所成为背荫河实验场的本部，[12]二者构成一个整体，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班”，[13]其密匿称呼则为：“加茂部队”或“东乡部队”。[14]

哈尔滨的细菌研究所和背荫河的细菌实验场，是与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密切联系的。《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记载：从1933年起，陆军军医学校“为进行有关细菌的特殊研究，遂派遣防疫研究室的职员前往满洲从事研究”。[15]细菌战成为陆军军医学校的正式课题，也成为日军军部的正式课题。

东乡部队在背荫河进行了许多人体的细菌实验。原第731部队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在伯力法庭曾供述：“1939年冬天……石井（四郎）告诉过我，在1933—1934年间他曾在满洲的‘马贼’身上做过霍乱和鼠疫的实验，结果发现鼠疫很有效。”[16]

东乡部队在背荫河还进行其他各种人体试验。当时任关东军主任参谋的远藤三郎在1933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在背荫河实验场看到的各种人体实验。[17]

但是，1933年秋，背荫河实验场发生了监狱暴动，其中有12人越狱成功。1934年夏，背荫河又发生了军火库爆炸的事件。这两件事让石井觉得背荫河实验场有泄密的危险，于是，1934年秋，他关闭了背荫河实验场。